“他们曾经快乐过”——访《长征》作者王树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4月11日09:57   工人日报 刘晶晶
身材魁梧的王树增坐在我的对面,他穿着一件大红的衣服,和我手里拿着的《长征》一书书封的颜色一样。这种红色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一下子就唤醒了我,让我按捺不住想和这位军人谈谈书里那充满革命热情的战士,还有太多太多一直感动着我的人和事。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些普通但却伟大的英雄人物。写作是很痛苦的事
    《长征》一书日前获得了首届政府图书奖。娓娓道来的宏大战争场面,一个个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这就是王树增的《长征》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浩繁的史料、难得的电报、凌乱的回忆录、超过200万字的笔记,王树增靠这些资料,历经六年完成了这本厚重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
    “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注重人,重视人的生存状态”,王树增这样回答了他为什么在《长征》一书中用浓重的笔墨来记录一个个小人物,有的甚至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王树增说,他对这些普通红军官兵的记录是有用心的,“他们是英雄,是整部书的主角。”另外,他要求只要是书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哪怕只是出现了一瞬间,也必须是有案可查的。“写作是很痛苦的事。”王树增感慨,“掌握的史料越多,越觉得不够,因为了解历史太深了。”
    当问到创作《长征》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时,王树增说:“资料的阅读量非常大,又非常繁琐,在世的老红军也很少,能够找到的更少,他们的回忆有时是支离破碎的。”再者,“怎样从约定俗成的对历史事件泛泛而谈这种固定的历史概念中脱离出来,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谈到这部书的创作特点时,王树增说;“学者注重于考证,我更多的是感受,而不是考证。”这是一次青年人的进军
    18岁的明道和两年前因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政委吴焕先打趣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么。”这是王树增对书中的“儿童军”———红二十五军的一个描写片段。但却很好地验证了王树增的话,“参加红军的官兵年龄之小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红二十五军中,差不多没有18岁以上的战斗员,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儿童,其中最有战斗力的军部交通队的战士清一色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这是一次青年人的进军。”王树增手握拳头激动地说:“这些少年、青年,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屈,慷慨赴死,永不言败的精神,实际就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他说当代的青年可能不会遇上那样的艰难困苦,青年红军在长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当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如果具备这种精神,就会格外坚强、格外乐观,生活就会很有价值。”
    王书增谈到他在采访幸存的八九十岁的老红军时的一个细节,这些老红军有一个共同点,问到具体的一次战役,他们连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了,但却都会唱革命歌曲,并且歌词都记得很清楚,“唱歌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会出现一种异样的表情,”王树增沉浸在采访的回味中,“他们突然年轻了,突然精神焕发,躺在病床上的也突然之间坐起来了。”王树增说:“他们年轻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曾经快乐过。”在谈到那些老红军快乐的原因时,他说:“他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为什么而奋斗,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奋斗目标非常自豪,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连舍弃生命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她们永远是民族之花
    “在冰冷的山涧溪流里,她们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总也洗不干净,因为她们的双手冻裂了,血流不止。”这是《长征》一书中对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的一段描写。《长征》中,对于女性的着墨虽然不多,但却感人至深。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桂军的袭击中临产,生下孩子后不得不把孩子丢弃在草丛里,并被敌人的枪声逼着踏进冰冷的河水。当她在孩子愈来愈远的啼哭声中晕倒,被抬上担架之后,还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这些女性在《长征》一书中的出现也形成了一道震撼人心的美丽风景。
    当问到王树增为何要在群体英雄中塑造这样一些伟大女性时,他激动地说:“在旧中国,女人天生就是被欺辱的群体。”这些妇女参加红军之后,“她们终于知道了人世间还有‘平等’二字,‘平等’足以让她们出生入死。”王树增谈到,参加红军的女性年龄不大,但很多被倒卖过好几次,有的是童养媳,“但我觉得她们是最美丽的一群人。”他说,“她们的开朗、勇敢、友爱,那种生活的充实,甚至战斗中的死亡,我都觉得富有一种奇异的光彩。”王树增惋惜地说,妇女独立团中的女红军真正幸存下来的非常少,大部分都牺牲了。但是在他眼中:“无论她们活着,还是死了,她们永远是民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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