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再说长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1月08日15:45   山西晚报 李遇
  9月15日,军旅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创作的纪实作品《长征》出版发行。当书稿件刚交付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曾编辑过《尘埃落定》《历史的天空》的脚印说,这本书给了她“从未有过的惊喜”;看过书稿的专家也表示,这是一本“前所未见的全面、真实再现长征历史全景的巨著”。今年又恰好是长征胜利70周年,在这样的时候,此书让我们又一次走进了战火烽烟的岁月,并在字里行间品味长征带给我们的震撼。
    六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选了“影响人类千年历史的一百件重要事件”,而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书写长征,正是王树增的初衷。
    在充满物欲的生活里,你一定能在《长征》中读出弥足珍贵的东西
    山西晚报:目前关于长征的各种书籍非常多,有的属于历史研究,有的属于文学创作。在您看来,您的纪实作品《长征》在这么多种图书中,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王树增:《长征》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第一次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置于同一历史时空中,揭示了发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的原因,记述了长征中所发生的所有惊心动魄的史实。我力求让《长征》相对客观、真实地还原发生于1934年至1936年的长征的全貌,而这一全貌中能够彰显历史事件本质的内容无不令人震撼。
    如果《长征》有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审视与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角是崭新的,我试图让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与还原更加接近当今世界对长征的认识,并相信这一努力会给读者带来极具价值和魅力的阅读感受,因为阅读历史的根本功能在于给予今天的人以精神或情感的关照和启示。
    山西晚报:您曾经说过:长征给人类的精神层面注入了新的意义和活力。在您看来,这种“新的意义和活力”是什么?
    王树增:从世界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角度看,人类为了到达理想的彼岸一直孜孜不倦地求索着,什么可以支撑人类无论在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中,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依然能够不失去前进的勇气和信心,依然能够保有生存和创造的生命活力?神话、宗教和文学艺术都是人类在这一求索过程中的产物。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所蕴涵的理想与信念的力量震惊世界。今天再看长征征途上的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依然会令人惊叹,但是中国工农红军都一一闯过去了,而且往往是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闯过去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如果你看到毛泽东在长征中唯一一次落泪,看到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而落泪,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长征的精神已经被世界升华到了人类优秀精神遗产的高度。
    当今的中国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保持着持续的经济增长,以最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更迭着生活的观念。这个曾经生活样式和精神样式最为单一的国家,仅仅在二十多年前,才令人猝不及防地一夜之间便变成了这个生活样式和精神样式极为多样的国家。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巨大改变之后,当人们必须直面经济利益这个原始的人类本性之时,精神的支柱在对金钱亢奋地追求中纷纷倒塌。但是,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在充满物欲的生活里,你一定能在《长征》中读出弥足珍贵的东西。
    山西晚报:今年,在您历时六年创作完成《长征》时,也正好是长征胜利70周年。在您看来,我们今天该以怎样的心态去纪念长征?尤其是您曾经说过:就精神价值而言,我们对长征的认识还很不够。
    王树增:长征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明遗产。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的角度来认识长征,多年来很努力;而从在全人类进步所需要的不屈之精神与不灭之信念的角度来认识长征,似乎略显薄弱。
    对于写作《长征》而言,生动地记述历史事件本身很重要,深刻地记述这一事件所写就的精神历史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是“昨天”的事,而后者会在今天承传,并将影响着我们的明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历史的传承者,我们有责任解读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解读历史的重要目的是,懂得具备什么样的精神才能使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
    山西的经历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
    山西晚报:写《长征》,您一定会重走长征路,一路上一定得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现在回过头去想,哪件事情使您记忆深刻?
    王树增:我没有特别地重新走一次长征路,但在不同的时间里因为不同的原因特意去过红军所经过的重要地域:松潘、湘西、遵义、泸淀等等,但感触最深刻的恰恰是在山西。阎锡山故居游人如织、人声鼎沸,而我去徐向前故居的那天,同行的人中只有我想去那里。到了那里发现寂寥的小院里只有我一个参观者。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在长征中指挥了红四方面军数万大军的所有重要战役,和所有在那个年代能够令无数中国百姓舍生忘死跟随的红军将领一样,他们的革命往事印证了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诗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山西的感触后来成为我写好《长征》的动力之一。
     山西晚报:您的朋友莫言说您“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您也有过从部队转业又回到部队的经历,您的心中一定有某种情结吧?这种情结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王树增:如果说我和莫言在经历上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都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军队生活。青春期所感受到的一切能够顽固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那些诸如“集体”、“荣誉”、“顽强”、“关爱”等等和军队生活相关的一切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一辈子的军人生活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责任”二字。对民族负责任,对他人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使自己的胸怀更开阔一些、情怀更深厚一些,使自己认识世界的视角更具包容性,而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品格。
     历史可以惊心动魄地成为当代生活轨迹的一种注释
     山西晚报:您曾经创作了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人说您“开创了当代中国历史纪实文学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的写作范式”,您对历史纪实文学怎么看?在我看来,历史已经过去,在多大的程度上还原才能被称之为“纪实”呢?而文学的创作,很多时候是虚构的。您又如何处理历史、纪实和文学三者的关系?也有人称呼您是“中国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您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王树增: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第一人”是没有的。如果非要有这么个人,“中国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应该是司马迁。
     我一直认为,在文学这个领域内,实际上只有“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两大类别。作家采用历史史料或者现实素材,尽可能真实地记述人物或者事件,并用自己的认知和感受去引领、感染读者,这就是“非虚构类文学”的基本含义。之所以还叫“文学”,是因为这种艺术的精髓来源于作家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具有社会意义的理解。
     书写的历史毕竟不是历史本身,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无论写作者宣称自己多么“客观”,他在写书的同时就已经承载了个人对人物或者事件的评判。因此人类历史的真正面目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晓,这是人类的悲哀也是人类的幸福。悲哀在于我们不能清晰地知道前人是怎样一群人和做过怎样的一件事,幸福在于人类因此对血脉相延的历史永远有无穷的兴趣。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历史的客观记述只能是相对的。但正是这种相对性,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在历史史料中发现那些更具有人文价值的记述角度。对历史有意义的回顾,无不意味着通过历史解读今天。历史可以惊心动魄地成为当代生活轨迹的一种注释。
     作为写作者,尤其是历史写作者,除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优秀的文学素养之外,具备正确的历史观是相当重要的。其实虚构的情节远不如历史生活本身生动奇妙,你能想象毛泽东与蒋介石发布作战部署居然是在同一个晚上,而且同样是二十三点,那时毛泽东在贵州,蒋介石在重庆。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深藏不露的细微之处一旦被揭开,其震撼力远非虚构的想象所能替代。
     山西晚报:听说您一下步写作计划是《解放战争》,将与《远东朝鲜战争》和《长征》组成中国革命史系列,当系列完成之后,您的文学之路会转向什么方向?
     王树增:我同时写作的还有“中国近代史系列”,其中《1901年》已经出版,凤凰卫视的何亮亮先生在香港撰文说它是“对明以来痛史的总结,对国人实有振聋发聩之效”。我目前正在进行《1911年》一书的写作。“革命史系列”和“近代史系列”完成之后,我就不写这样的书了,因为太耗心力太伤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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