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城与乡的对接——由《上塘书》想到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12月13日14:21   文汇报 王鸿生
看多了文学语言的魔术表演,便会对素朴的叙事产生特别的亲近感。长篇小说《上塘书》起初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素朴”,一种几近天籁的未加修饰的素朴,让人一下子就对叙述和叙述者产生了信任感。 
    与城里头那个不接地气的“仿像世界”相去甚远,《上塘书》的语言是像庄稼一样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语言,劲柔、绵密且冷暖自知。与时下风行的“心情笔记”之类的写作迥然不同,“上塘”书写者的心思和自我感觉似乎从未被别人或自己“惯坏”,被孱弱、纤细的个人情绪搞得漂浮不定。这里,有一双永远的回乡者的目光,充满感情地停留在那些日渐磨损或骤然变异的事物身上,还有一只温和耐心的耳朵,倾听着数不尽的家长里短、絮絮叨叨。 
    看上去,孙惠芬不是一个技艺娴熟的或以思想深刻、观念新颖来取胜的小说家。虽进城日久、成名有年,但跳动在她文字里的,仍是一颗辽南农家女的心。从她笔端淌出来的所有烦恼、喜悦、悲伤、怅惘,丝丝缕缕都系在日渐倾覆的农家生活的“根”上。所以,除了素朴,一切还显得非常扎实、健康。 
    小说并没有通常的贯穿性的情节、事件和主人公,好像也没有特别深奥的文体创新的意图,但很显然它又不是各种叙事片段的严格编撰或随意缀合。那么,我们怎么会从文体上将它识别为“长篇小说”?它结构上的有机整体感又从何而来?事实上,我们若不把“上塘村”视为小说的主人公,不把所有现身于《上塘书》里的人、事、物、场景都视为小说的构成元素,事情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里的叙事秘密在于,作者清楚地知道,只有把“上塘村”确立为主人公,一个裂变着的运动中的乡村生活世界,才会以其自身特有的因果线索和时间、空间逻辑,把书写到的各种零散的事物聚合起来。 
    正是这样,一个似乎在长篇驾驭上还有点稚拙的人,并没有动用太多的形式想象力,一个转身、化繁就简,便找到了能够自由地容纳各种斑驳经验和琐屑记忆的方式。略去刻板的编目化的提示,《上塘书》几乎谈不上形式的形式,也许正可以被理解为寻常日子本身所具有的无形式的“形式”,——毋宁说,无休无止的“日子”才是真正的长篇小说。 
    对“过日子”的特别敏感使孙惠芬式的女性写作,完全有别于那些不晓得过日子是怎么回事儿的“女性写作”。这当然来自某种“农家女”的本能。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她的写作身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由于“回乡者”身份带来了一种双重的观察角度(即内在的、自发的由乡而城、由城而乡的比较),因此,与传统的乡土书写有所不同,《上塘书》的叙述视野乃是某种“城乡结合”的有机视野。通过这一视野,我们看到——由于现代性力量的介入,继合作化、公社化之后,中国农村形态又一次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熟悉的乡土传统正处于解体、转型之中——所有日常的悲喜剧都具有了双重的空间特征:或者事情发生在乡下,根子却在城里;或者事情出在城里,后果却落到了乡下。 
    那么,一种城与乡在巨大落差中对接的含混生活,究竟应该如何命名?又如何认识、如何表现呢?这无疑是一个有待文学家们去探索、去开拓的领域。以往城归城(所谓城市题材小说)、乡归乡(所谓农村题材小说)的区分,原出于长期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以及由这种地理分割所形成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的文化隔膜、心理隔膜。实际上,他们互相“看”不见对方。1960年代末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0年代后愈演愈烈的“民工潮”,虽然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人口流向,但“城”与“乡”两种视线骤然间的遭遇、碰撞,却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打破题材或视野分割的机会。 
    《上塘书》“城乡结合”的叙述视野无疑是有其历史的、经验的依据的。得力于这一视野,作品发现了不少独特而细微的东西,例如,“农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丢了农村出来,女孩子可能在宾馆,男孩子在工地,他们互相见不着”。在这一“见不着”里,不知该埋有多少情感的创痛、命运的心事。由此不难想到,许多农民在失去理论上的国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主人翁”)之后,又由于空间变迁而失去了稳定的身份和交往群落,这样一来,连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主体地位也变得暧昧不明、无所适从了。 
    我们知道,“五四”以后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与毛泽东那句“重要的事情在于教育农民”的名言一道,曾构成某种强大的话语合力,主宰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对农民、对乡村的书写。当时,像《陈奂生上城》(高晓声)、《村魂》、《满票》(乔典运)等传诵一时的作品,皆以审视农民的愚昧、乡村文化的落后为归旨。作为民族精神的自我反省,当代文学史的这一环节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所抱的“规训”态度,却不能不予以疏解、反省。 
    1990年代以后,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迅速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即便人们不宣布其失效,也不得不在运用这一视角时作出调整。且不说换一种价值尺度,农民是否还那么“愚昧”,乡村文化是否都像城里人想象的那么“落后”;即便真的如此,谁敢说造成这一切的根子在农民的“劣根性”上呢? 
    《上塘书》    孙惠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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