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从这个角度看《吉宽的马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11月21日11:06   岳雯
  在乡土文学的猎猎大旗下,孙惠芬的出场或多或少显得有些旁逸斜出。毫无疑问,孙惠芬的创作往往与乡土有关。无论是乡村的诗意风景,还是乡村的贫瘠困顿,乃至隐藏在乡村生活褶皱里的人情伦理、关于乡村的心灵记忆,都在她的小说里一一呈现出清晰的面目。然而,她却并不能被简单地归之于“乡土作家”。面对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两种乡土文学传统,孙惠芬不动声色地添加了某种新的意味。这种“意味”弥散在小说的气息里,犹如风行水上,正如有研究者所谈到的,“在她的看似传统的农村题材的表象下,在她从容地对乡村世界里家长里短的叙述中,还有被人们所忽视的现代性特征:对无边无际的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对心灵瞬间波动的捕捉和把握以及对后现代艺术手法和艺术观念的接纳。”(注:张赟:《心灵的道路无限长——谈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
  孙惠芬坦言,她所写的大多是人在城乡之间的困惑和纷争,城乡之间是她绕不开的主题。她一直期望的,是“努力用我的笔,打开一个乡村通向城市的秘密通道,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看到一个相对通透的世界,看到人类所能有的生命的秘密和命运的本质。”(注:蒋楚婷、孙惠芬:《乡村生活进入灵魂》,《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1日。) 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生动地反映出处于时代拐点的辽南乡村生活图景。发表于2004年的《上塘书》则以地方志的形式,敞开了上塘村的全部心灵的、伦理的、情感的世界。孙惠芬的这种自觉表现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冲突的意识愈显明晰,在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得到了自足而顺畅地实现。
  小说是按照叙述者“我”,乡村马车夫申吉宽的生活经历来展开叙述的,述说了这位歇马山庄有名的懒汉在对城市的拒斥中一点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城市的过程。这位喜欢《昆虫记》、没日没夜在坑洼不平的乡道上转悠的马车夫吉宽,是乡村生活的忠实拥趸者。在所有乡村男人都义无反顾地奔赴外面的世界去打工的生活背景下,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认的懒汉。然而,许妹娜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存在状态。这个进城打工时被小老板看上的山庄女孩,在回乡办嫁妆时与吉宽相爱,随即又流落城市。吉宽也不得不告别乡村乌托邦,奔赴城市来寻找他自己的命运。在城市与乡村的来回迁徙中,黑牡丹、二哥、三哥、四哥、小老板、林榕真等人物形象如一棵大树上的叶子般渐次出现,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城市“外来者”的群生相。吉宽的命运是小说叙事的内驱力,在这层命运帷幕遮盖下的,是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纠缠、挣扎与碰撞。这就是孙惠芬孜孜以求的一个人以及更多人的“内心风暴”。 那么,这两种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理想的冲突在小说文本中构成了怎样的张力? 这种张力又指向何种表达意图?这一切,不妨从吉宽的生活状态中寻找到答案。
  从乡村到城市,吉宽的生活状态经历的四个阶段的转变,每一次转变无不渗透着时代打在一个人身上和心灵的深深烙印。先看第一阶段,这是吉宽蛰伏在乡村的时期,也是他人生最恬淡最自由的状态。他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天黑日落,可以歇工,可以捧一本书胡思乱想。从这简概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文学的书”构成了吉宽内心的底子,使他有可能在这凝固的、寂寞的乡村发现另外一个丰富而广阔的世界。“日光的光线从稻草的缝隙里流下来,流到眼前的土道上,流到周边的野地里,那光线把土道河野地分成五光十色的一星一星,吉祥和安泰躲在星光后面,变幻的颜色简直让人心花怒放。”透过吉宽的眼睛,孙惠芬在小说前四章“发现”了透明、纯粹的乡村风景,沉湎于乡村自然的主人公形象就这样缓缓地从文字的缝隙里浮现出来。在吉宽看来,人就是虫子,在一棵棵不尽然相同的树上寻觅着自己的生活。他是如此眷恋歇马山庄这棵老树,尽管它贫瘠,“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叶子”,但可以安然享受它闲散。“一条虫子不吃叶子也是可以享受生活的,比如它可以蜷在某个地方发呆,望天,看云和云打架,风和风嬉闹。这世界,你不动时,会感到它处处在动。”而村人趋之若鹜的城市,在吉宽眼里则完全是另外一幅面目。“我不喜欢城市这棵树。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太阳地儿里搬砖我受不了。我不喜欢砖头石块,不喜欢坚硬,不喜欢城里呼啸乱窜的声音。我不但没看到那棵树上有什么好吃的叶子,反而觉得自己就是一片叶子被城市吃了。”人被城市所吞噬,这本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惯于表现的主题,而在孙惠芬颇具古典情怀的叙述下,倒也显得自然、熨贴人心。
  这种“常”的状态被打破,是在吉宽喜欢的姑娘嫁到了城里之后。不可避免的,吉宽进入到他生命的第二个时期,离开歇马山庄,进城。初到城市的吉宽,像一只“刚刚拱出地皮的蝗虫”。“城市的世界是阔大的,但它的阔大是有边的,出了这个边还有那个边,是有边的无边;不像乡村,是无边的有边,站在哪里都能看到地平线的边界。”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它在将城市和乡村比较的过程中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经验。“有边的无边”,一方面是指城市的空间具有无限延展性,而这种空间上的膨胀给人带来的是空茫感,是无枝可依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建筑又将城市的空间分隔开,造成无数的边界,拘限着人的生活。“能看到地平线”的乡村则是踏实,安稳的,是可以生发出无数想象的空间。两种生活价值的冲突在吉宽的身上变得愈发尖锐起来,自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遭际都不叫人惊奇。爱情受挫,像所有外出谋生的乡村男人一样在工地上打工,流落街头,成为“时代的垃圾”被收容。背弃了马车的吉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属于他的那种生活已然远走。
  如果说,这是吉宽在城市的“下沉”阶段,遇上林榕真,则意味着开始了艰难融入城市的过程。吉宽觉得,“世界在渐渐扩大”,“跟城市的血管在一点点打通”,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因为林榕真一点一滴介入了吉宽的内心,就像城市对他生活的介入一样。一个乡下的马车夫逐渐变成了一个进城闯荡的民工,再后来,就变成了村人眼里的“小老板”。身份的转变使得回乡完全具有了不同的意义。然而,跌落的路永远要比上升的路快很多。到底是缺乏跟城市的血肉联系,吉宽的“城市梦”虚妄地建立在铁哥们儿林榕真一个人身上。这就意味着,当林榕真败退之际,也就是吉宽从城市这棵大树上跌落之时。当吉宽再次回乡时,他痛苦地发现,他已经回不去了。背负着沉重的对乡村的想念,吉宽和他的兄弟们开始了新的城市跋涉之旅。
  孙惠芬在小说里似乎要告诉我们,吉宽,和许许多多来自农村冲进城市的兄弟姐妹们,已经成了这样一种生物:他们是“一些爬到城市这棵树上的昆虫,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光亮吸引,情愿被困在城市这个森林里”;他们无家可归,悬像浮萍一样在城市的上空,却建造着城市绚丽的物质外壳;当他们把梦想伸进城市的芯子里,向往着舒适与美好时,却被“城里人”用高贵的自尊无情地驱逐;他们失落了土地,然而城市却并没有他们的位置。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梦想与现实之间,感情与金钱之间,申吉宽们将永远驾着自己内心的那驾马车,一圈一圈地远离曾经的歇马山庄。
  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吸引吉宽们的那“莫名其妙的光亮”究竟是什么?是一段素朴的乡村恋情,抑或是对更好物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或许,隐藏在这些表层原因之下的更深一层的动因,是乡村伦理的倒塌。以土地为生存基石的乡村伦理全然被钢筋水泥的城市逻辑所代替,柔软被坚硬所代替,生活被生存所代替。这种伦理的变化是如此深入人心,因此,像吉宽这样沉湎于内心,敏感于自然变化,甘于守候在乡村的马车夫被视为异类,被讥为“懒汉”,甚至连心爱的姑娘都义正词严地告诉他绝不会嫁一个赶马车的。这种乡村伦理的改变与席卷一切的现代性体验息息相关。“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起。”(注:[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按照伯曼的说法,现代性体验就是一种对世界急剧变化的感悟,一种对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的过程及其体验。这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包括吉宽,也包括黑牡丹、许妹娜这些背井离乡者在对城市的拒绝中,一点点接受了城市,即使他们回到歇马山庄,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表现处于现代性体验下乡村人们的内心风暴,《吉宽的马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可贵的是,作家在为我们细致解析城市和乡村两种力量在人心深处的交战的同时,也在思考,当现代化以一种巨大力量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人,到底应该怎么生活。孙惠芬用一个“懒汉”的生活告诉我们,在一个将奋斗和改变当作生活主流的时代里,坚守自己的内心是一种勇气。幸福往往存在于对世界审美的观照中,就像赶着马车的吉宽所看到的那个世界。“马车”就是那个恬静、诗意、安宁的前现代乐园的象征。从这层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心中都有一架“吉宽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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