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三种“启蒙”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6月21日21:38   东方早报 宋强
  说到“启蒙时代”,极易让人联想西方的“启蒙运动”,而小说里的故事时间却在“文革”。“文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用何种形式来记忆和叙述它才是合理的?“文革”对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想必这也是王安忆在写作时要面临的问题。她在《启蒙时代》中作了深入而复杂的思考。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它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大众参与的广泛、盲目和躁动,“文革”使整个中国陷入了政治运动的狂潮,它披上了一层对大众进行政治启蒙的面纱,事实上却是最缺乏民主、最缺乏自由、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它与“启蒙”精神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小说中的南昌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身份,竟然斩钉截铁地与父亲划清界限,把父亲称为“叛徒”、“修正主义者”,而且,他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得出这个判断的,类似的事在小说和现实中不知有多少。于是,“启蒙时代”的命名便具有一种反讽和戏谑性。在书中,“文革”造成的诸多异化的人和事随处可见,但王安忆并没有用情绪化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异化现象,没有流于简单的控诉和讨伐,而是表现出了足够的冷静和理智,在舒缓的文字下面流淌的是作者强烈和无奈的感情。 
    王安忆并不止于在政治层面上对“文革”进行思考,在书中还贯串着她对市民社会和市民传统的认识,“启蒙时代”还是一种市民意识的启蒙。“市民”、“小市民”,在年轻人南昌眼里是鄙夷和不屑。而南昌最终却臣服在市民意识形态之下。“小老大”是一个出身复杂、生活环境优越的小知识分子,他家里布置的全是精致的玩意儿,他知识渊博,情感颓废而带有诗意,孱弱的身体携带着传统知识分子常见的标记:肺病。然而,夸夸其谈滔滔不绝有雄辩症的陈卓然和南昌无一不被他的趣味和爱好俘获,似乎“小老大”用一种细微无声的东西柔和了他们粗糙的内心,这充分显示了市民意识形态的顽强生存能力和渗透性。在政治无处不在、在标语漫天飞舞的时代里,居然还有一群年轻人被那种精致和细腻吸引,居然还有着“小老大”这样的人,居然还有着聚集了各色人等的沙龙—————“小老大”的客厅,他们无所不谈,跳芭蕾、听唱片、看内部电影,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时尚和潮流,市民的追求和思想在种种面具之下合情合理地大行其道。即使是强大的政治、狂躁的宣传也没有让它销声匿迹,相反,它成了对抗粗糙、对抗心灵荒芜的柔软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启蒙时代”还是一种青春的启蒙。对于上世纪六九届初中生、高中生,以及更多在“文革”度过了青春的人来说,“文革”也是他们的成长期、身体的发育期和心理的成熟期。“文革”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更是成长意义上的。王安忆把那段混乱时期同样混乱复杂迷茫的少年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七月和舒娅,南昌和珠珠,他们的相互试探纯净而美丽,“文革”中独特的恋情微妙而有趣。他们的青春也混杂着身体的狂热,喜欢珠珠的南昌和嘉宝走到一块去了,因为珠珠太过遥远而嘉宝触手可及,而还不知责任感为何物的南昌使嘉宝怀孕了…… 
    对于青春来说,无论时代背景多么不同,年轻人的心路历程都是相似的,青春的启蒙对于在“文革”中成长的年轻人独具魅力,它给那个灰色的时代增添着活力和丰富多彩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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