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现场的底层关怀——评孙惠芬新作《吉宽的马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6月21日10:37   周新顺
  在孙惠芬近年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中,新近推出的《吉宽的马车》(《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2期)显然是一部正面而集中地展现农民工城市生存遭遇的作品。此前《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上塘书》等作品中,孙惠芬笔下的农民们作为“民工”的身份和经历尽管也是重要的叙事元素,但终归只是歇马山庄这个戏剧前台上的一道时隐时显的背景;而《吉宽的马车》则把过去的背景变成了前台,农民工的城市生存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一架走惯了歇马山庄乡道的马车被赶进城里,孙惠芬会写出怎样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申吉宽本是歇马山庄的一个马车夫,一个出了名的懒汉,当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时,他却沉湎在一本法布尔的《昆虫记》和一驾马车所构成的悠闲的乡村时光里。他本是一个对生活有想法的懒汉,就像他曾经对恋人许妹娜说过的,“有一种生活,你永远不会懂”。但是在席卷乡村的时代大潮里,当许妹娜义无反顾地进城嫁给一个小老板之后,他终于不得不接受“有钱就能买来爱情,别的什么都是瞎扯”的世道,加入了进城打工的人流。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从大兴安岭深处走出来的林榕真,也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他继承了对手分外敏感的家族意识,凭着保养得白净光滑的双手为城里的有钱人装修房子,同时也充分调动自己的帅气外表和聪明才干去征服那些热衷于装修的寂寞主妇们,为自己的事业与人生广开活路;不过,在一场爱情不敌金钱的孽情纠葛中,林榕真最终输掉的不仅是爱情,而且是性命。 
  看起来这并不是多么新奇的故事,但却是这些农民工生存境遇中的最朴素的真相之一。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并记忆丰厚的体验型作家,孙惠芬对这些农民知根知底,她宁愿选择忠实于这些并不新奇的朴素真相。关键是,作者无限贴近农民工城市生存现场的笔触,倾情寻绎其日常生活细节和心灵秘境的苦心,使得小说在这些朴素的真相之上生长出鲜活的肌理和丰盈的血肉,因而生动、厚实、耐读。例如,作为一个原本拒绝奋斗和改变的懒汉,申吉宽进城后是怎样一步步改变了懒散的禀性并完成了“对钱的觉醒”?这不仅是他的爱情故事使然,也是更多枝枝节节的人事辛酸与感悟所引发的内心风暴共同促成的。林榕真选择搞装修,也不仅仅只是选择了一份挣钱的行当——这既是一个能让他避免像父亲那样把手冻烂的相对体面的行当;也是一个能让他有更多机会与那些富有而寂寞的主妇们打交道的行当;同时,对他而言又是“世界上最最悲惨的行当,点点滴滴给人弄好,直弄到你对它产生了感情,再赶你走。那往外拔的滋味他妈的就像是失恋”;而他的死,也是因为把情人带到为别人装修的新房里偷情而引发的。所以,简简单单的一个装修行当,不仅融通着林榕真的家族记忆、生存策略与心灵隐痛,也见证了他不可逆料的宿命。 
  孙惠芬对农民工生存现场的贴近,还表现于她借申吉宽的发现为读者展示出农民工在城市里某种隐秘的生存秩序:“他们在城里建楼的同时,还建立了他们乡下亲人不知道的另一种秩序,那秩序游离在乡村生活之外,却是结实的,牢固的,大家秘而不宣地维护它,就像维护某种神圣的东西……”这套生存秩序存在于建筑工地周边街道上那一间间录相厅或城郊结合部那座杂树丛生不为人知的“鸡山”里,那是一些饥渴的民工们寻求肉体发泄的秘密场所,他们在这里猎获廉价欢愉的同时,厚道的灵魂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存在于黑牡丹的“歇马山庄饭店”内脏深处那一个个包间里,这同样是一个个在挣扎与妥协中悄然运作的交易场所……正因这种无奈生存秩序的存在,无论这些民工们在城市里遭遇过怎样的屈辱和艰辛,回到村里,一切的细节也是无从向亲人提及的。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人物画廊里,农民形象的可以说是最缺乏时代感的一群,即使在时下的一些“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里,他们仍然保持着某种一成不变、呆板单调的形象。而孙惠芬在这种体贴入微的底层书写中,则为我们塑造出一些令人眼目一新的农民形象。申吉宽进城后,开始懒散、茫然,最后却有某种慧根从生命的底蕴中觉醒,这是一种农民;相反,林榕真开始就有一种早熟而又暗藏祸胎的生存领悟——“踩在别人的道理上,这就是你的真理”,他先知先行,却也最先被吞噬,这又是一种农民。作品中最耐寻味的农民形象大概应数黑牡丹。这个从“鸡山”下的隐秘生意中发迹的女人,一步步把自己的触须有效地深入到这个城市的边边角角。但她在包藏一切恶与污秽、委身于一切迫不得已的现实法则的同时,又颇能体谅进城民工一切不堪回首的往事和一切被忽略而又切实存在着的人间需求,从而以某种独特的人情味在身边勾连起一个令人难以评说的隐性农民工生存群落,这又是一种农民。总之,孙惠芬是真正把这些农民工视作有心智、有想法、有感情、有野心、有苦衷、有需求的鲜活而复杂的个体;在她笔下,他们既不脱乡土的本色与局限,也有能力领悟城市的脾性、融入城乡之间的交响;她真正洞察到城市打工的经历对一个农民的改变可能是根本性的。 
  诚如孙惠芬在小说末尾的创作谈《马车上路》里所说,“让一个人的内心风暴融入时代的风暴,必然会发现更多人的内心风暴,如何讲述更多人的故事,如何控制文字的节奏,如何写出命运的深度人性的深度,如何让所谓的‘当下’进入审美境界,变成艺术的现实,如何让笔触从心灵的缝隙里探进去,再从时代的缝隙里走出来……”,如此厚重的艺术探求,确实是一次“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挑战之旅。她那种无限贴近农民工生存细节和心灵褶皱的写作姿态,终于使她得以稳健地操控其叙事的笔力和节奏,成功地穿越了这条挑战之旅,并渐次逼近其理想的艺术高度。尽管这种贴近的姿态里多了些溺爱,少了些针砭,但她那份深厚绵长的乡土情怀和体贴入微的女作家心肠,仍给人以真实的感动。    
  200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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