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怕和爱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6月18日14:17   文汇读书周报 丁纯
继长篇小说《遍地枭雄》之后,王安忆又推出了新作《启蒙时代》,海外评论家王德威说“王安忆有女作家韧性和实验的勇气”,这种说法是中肯、贴切的。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总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和钦羡,原因就在于她的“韧性”吧。
    这部小说所选择的叙事时间段,是1966年至1968年。这一时间段(而非1966-1976),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确切阶段。那些年头,充满了触目惊心的事情。有多少人、多少事、多少家庭遇到重创、破碎,甚至瓦解,大概无法真实地计算。《启蒙时代》的意义在于“烛照”现实中的黑暗部分。巴乌斯托夫在谈到蒲宁的一篇小说时这样写道:“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对《启蒙时代》的评价上完全不为过。《启蒙时代》所警醒的即是生命中的怕和爱,或者说,1966-1968,对于中国人来说,惧怕和渴望爱是并生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做人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何谈爱呢?从这个意义说,《启蒙时代》就不仅只具备文学意义,它的指向是背景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文革”时期的上海风雨飘摇,已经不再是李欧梵笔下文化意义的上海了,那里到处响着革命的号角,到处是人心惶惶的批斗。荒诞、燥热、痴狂,使一拨又一拨的人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光芒,代之以扭曲的、非理性的、变态的种种丑恶或罪恶。小说的主人公叫南昌,南昌除了青春期的躁动、迷惑之外,困扰他的便是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个时代,人们过着概念化的生活,思想教条、机械,或者说,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是由国家和组织安排的,很少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成长在那个时代,都是顺着大趋势走,极少人能够保持坚定清醒的头脑。南昌也一样,他从概念化的生活到“最后自觉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王安忆认为,“小说先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最后给出答案。”
    南昌、小兔子、陈卓然、小老大、阿明、嘉宝等人,生活成长在特殊的年代,与之对应便是特殊的精神历程。他们时刻面临思考的问题,在生活中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回答。曾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让他们痴迷,但也是惘然,始终解决不了生活本身带来的困惑。
    小说中南昌等人的精神成长历程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短暂安宁时刻,他们置身于“小老大”的客厅,表面看来,他们没有随波逐流,似乎在冷静地进行着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无可奈何,无法扭转现状的思考。南昌们的身体和精神的成长,有的时候只是疯长,是只长枝叶,不结果实的蔓长,这中间缺少本真的爱和温暖。从南昌们对父辈的抵触、反感、怀疑、疏离,可窥一斑。
    人活在大千世界上,都有怕和爱,那一代人的怕和爱,和现代人几无不同,刘小枫认为是“一种精神品质,而绝非一般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形式。”刘先生赞同海德格尔的“畏”是一种虚无的恐惧心理。因此,王安忆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读王安忆的文字,须耐得住性子,太急、太躁不行。她的叙事是绵长细碎的,再紧张的事,都显得有条不紊。你看《长恨歌》《桃之夭夭》,哪一篇不是金沙深埋般的宁静。前段时间,读长篇小说《遍地枭雄》,感觉她的文字里深藏着静气和喜气,《启蒙时代》亦是如此。想想看,“文革”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而她的文字是忧伤的美,不经意掩盖了这血腥和暴力,透出更深奥的生活哲理,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安忆炉火纯青的叙述功夫。
    报上有评论说王安忆将以《启蒙时代》彻底远离张爱玲。的确,这篇小说虽然也是写大上海的故事,但已经不是《长恨歌》里的上海风情。王德威在《四读王安忆》一文中简评道:“王安忆以小见大,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见证当下历史与叙事的困境。”我想,《启蒙时代》一书,也是以见证历史,书写历史困境为根本目的的,在多年之后,“文革”对于很多人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来说,却值得永远反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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