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旅文学50年》:历史·个性·传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6月15日15:59   李迎丰
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之誉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以下简称《50年》),于2007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研究乃至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新书腰封上题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可见出作者人在军旅、心系国防的赤诚与虔敬,但该书的意义和价值显然绝不仅止于此。 
  正如几位参与成果鉴定的专家所评价的:“这是迄今为止对新中国军事文学发展作比较全面研究的一部学术专著”,“应视为新中国军事文学的新发展”。(张炯)“它以新的视角、方法和许多新的归纳和论点,全方位地考察研究了五十年的中国军旅文学,具有填补空白和建设专项文学史的意义。”(雷达)这项成果“全面概括了50年以来军旅文学的成就、成败得失,其价值显而易见。”(陈晓明)而其作者,被称为“筚路蓝缕的先行者”。(黄国柱)[①]据悉,该书已被提名入选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亦足见其在学界所获取的赏识和信赖。 
  在书的“导言”部分,主编朱向前扩展了自己发表在上世纪末一篇论文的内容,[②]界定和解释了“军旅文学”的概念,并以此概念为视角解读历史,归纳“总体特征”,讨论行进中的文学现实。通观全卷,煌煌60余万言,激活了我头脑中的三个概念:历史、个性、传统。无疑,这是一项面对历史也面对现实的有责任有承担的检索和创造,是一部铭刻着鲜明的个性印记――著者个性和“军旅”个性――的理论著述,是一次对军旅文学传统的寻觅与阐释、探索和建构。 
  一 历史实存与言说方式  
  在已然过去的20世纪中,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分界的“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了它半个世纪的里程(而今这个“里程”仍在行进之中)。“50年”里,随着文学生态、艺术形式的变化革新,由“战争文学”而至“军事文学”、“军旅文学”,关于昔日战争、当代军事生活、军旅生涯的文学书写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成就辉煌。以小说创作为例,在50-70年代有文学经典《红日》、《红旗谱》、《烈火金钢》、《林海雪原》……,80年代有此伏彼起引领潮流《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新兵连》……,至90年代中国文坛众声喧哗、杂语纷呈,而军旅长篇小说则悄然集聚,以“集团”之兵力,抒写“英雄”的回归,掀起新的“军旅长篇浪潮”,这一浪潮已延伸至新世纪,不仅在当下的文化格局中与电视媒体结缘,而且其优秀作品《历史的天空》和《英雄时代》赫然携手,共同入选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该届奖项中五居其二。 
  无论是专家学者亦或读者大众,几乎无人能够对此提出置疑:中国当代的“军旅文学”或“军事文学”是确凿而显赫的“历史实存”,而且是仍在、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但另一样态的“实存”亦是同样确凿和鲜明:50年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竟无端地流失了自己的身份。在公开出版、高校通用的多种当代文学教材里,“军旅文学”身份模糊,其作品、现象及文学成就常常在诸如“革命历史小说”、“战争文化规范”、“新历史”、“新写实”以及或“主流意识形态”或“民间话语”等概念之下依附或栖身。其中,最重要、最贴近、也最具理论含量的是“革命历史小说”[③]和“战争文化规范”[④]两个概念,在这两个概念之下,50-60年代的“战争文学”被纳入史家、批评家的视野,而文革之后即80年代之后的“军旅文学”则被遮蔽或忽略。 
  文学的类型是在文学的“事件”、“现象”中产生和归类的,如“军旅文学”或“军事文学”这样以创作题材来命名文类,几乎是一种常规。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中,与“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的概念同步,有多种此类的命名都被确认并保存,如“伤痕”、“改革”、“寻根”、“知青”、“新历史”……并被专门讨论,进入权威的文学史,进入大学讲堂,而“军事文学”却无此荣幸,唯存有50-60年代的“战争文学”或“革命历史小说”。 
  为什么?因为它的“政治功利性”?因为该类型的划分与“文学思潮”无涉?而在文学创作的现实中它甚至比其它以题材或作家群命名的文学概念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这或许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非本文所能担当的理论话题。但是,由“战争文学”而“军事文学”而“军旅文学”五十年一路坚挺式的存在,依然将对批评家们的选择带来深层的诱惑和质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在研究欧洲十四行诗时曾如是言道:在欧洲,“至少有五种主要的文学(指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文学――引者注。)如果从其作品总目录表中减去十四行诗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残缺”。[⑤]套用他的这句名言:若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总目录中减去军旅文学,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而置身其中的文学研究者们,又该有怎样的责任与承担?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之悲观。事实上,对于“军事文学”或“军旅文学”的研究,以国际通用的“战争文学”概念为起点,在80年代即应运而生。其中最为活跃的,是身在军旅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一批文学批评家。这一研究基本上与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大潮同步,更重要的,是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互动,构成一道批评与创作互补共生的文学奇观。因为中国的军人需要发言。因为在当代中国的国情之下,在民族、国家、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文学,已成为中国军人重要的言说方式。于是,文坛不仅收获了“军旅文学”,也收获了由军旅批评家们倾心研究的成果,有数量可观的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有争鸣,也有“军内外”的互动。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了“文学系”,遂开设了“军事文学”主干课程,成为军旅文学教学、研究和创作的重镇。1995年,以“探研军旅艺术”为主攻方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创刊,为军旅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沿阵地。1997年,该学院开始培养“军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1998年,朱向前所著《军旅文学史论》出版,之前及之后还有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术群体及军内外学界同仁发表、出版的大量论文和多种专著,乃至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诸如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1949-1999)》(2003年电子版)等等。至此,以军队学者群为学术主力的“军旅文学”研究方向,在中国文学的学科领域亦日渐明晰。1999年,“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研究”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至2004年完成结项,又历经两年的修改增补而成今日之《50年》,其间甘苦,作者只在《后记》中淡然道出。 
  《50年》的出版,就是作者们以军人和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面对新中国军旅文学历史实存的承担与言说,一次以“军旅文学”为理论据点和研究视角的学术发言,一次独具特色且无可替代的发言。所以,《50年》所成就的,不仅仅是填补“史”的空白,而且是在整理和建构一种属于当代中国军人的内在的文学观照和叙述方式。――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更能见出其“专项文学史”的内质和特色。 
  二 批评个性与理论自觉 
  正如该书“导言”所追述,主编朱向前最早且一以贯之地坚持使用了“军旅文学”概念,并辨析了概念的沿革、内涵及使用范畴。于是我们知道:“不以作家身份(军旅、非军旅)相区分,但凡以战争和军人、军旅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皆为军旅文学”,[⑥]――这一“题材规定”兼容“战争”、“军人”、“军旅生活”三个相关的概念,准确而明晰地涵盖了一种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学现实,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性”。而对其理论意义及文类特征的解析,对该文学现象的社会功能、文化意涵、美学追求的阐述,则在书中逐层研究,全面展开。历20年之辛勤耕耘,朱向前先生业已成为“军旅文学”研究的重要发言人,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无庸讳言,朱向前的批评理念与研究成果,贯穿了《50年》并成为支撑全书理论构架的思想内核。 
  我十分认同这样一种评判:朱向前是一位具有理论原创力的批评家――以他的敏锐、深入和执著。[⑦]我们也正是从他对新鲜而生动的文学现象的发现和解析中,从一批中肯而精粹的理论概念的创造中,认识了朱向前的文学批评。诸如对“军旅文学”之概念的坚持,对“两代作家三条战线”、“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描述,对“农民军人”、“农家军歌”的发现、引导和阐释。如对诗歌中的“李瑛模式”、长篇小说的“四次浪潮”的归纳。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中对农民军人从“仰视”到“俯视”再到“平视”三类“观照”方式。九十年代政治语境淡化与商业语境强化对军旅文学的“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以及一批意趣缤纷活力四射的语词如“寻找合点”、“中锋正笔”、“集团冲锋”、“蓄势待发-应时而兴-余波绵延”、“慢半拍”、“三剑客”、“半部杰作”……凡此种种,都是来自文学实践又极具创意,涵盖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理论创建与反思等多层面的深入探究,已然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以特立独行的勇气和姿态,融入了“当代文学”的整体叙述之中。 
  有关朱向前的批评个性已有多位方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例如徐怀中先生所言:是一种与创作“不隔”的批评,贴近创作现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⑧]朱向前本人亦直言剖白:由于军旅文学的“特殊规定性背景”,“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几乎无一家不恪守‘社会――历史――审美’的传统批评套路。”[⑨]但这种判别并未减弱朱氏批评的原创精神与理论意义。我们认为:批评方法与文学观念是既统一又相区别而又互动的关系。方法的更迭是观念革新的一个表征,却远非观念本身。更为真实的状态是:多种方法的碰撞和合力,才共同传递了时代信息,实现着新的文学观念的展开和成熟。严格说来,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的批评对象、研究范围,且每一种批评方法、知识结构都有自己的短与长,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对他者空间的补充与观照。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传统”的方法必将遭遇更新和重组,而唯有那些有发现、有效能、有活力的批评,才能证明其理论的价值。在理论方法的取舍上,朱向前可谓谨言慎行,有虔敬之心,立意于诚。朱向前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无疑是“历史的”与“审美的”,同时又汲取了文艺心理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化研究、文体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而其观念是当代的、新进的、有深度的,其理论实践更鲜明地展示出人文情怀和批评效能。他首先关心的是文学现象本身,着力在时代的语境中,剖析这种现象的真实含义与美学价值。此次《50年》的编写体例,是以文类的“题材性”为内核,以“体裁”为结构,用体裁形式串起“史”的线索。全书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并重,建构起活跃着时代信息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语境,对军旅文学的丰富内涵、审美特征、艺术成就、文化功能及其局限、缺失与发展前景,做出了科学严谨的评述与前瞻,对“五四传统”与“《讲话》传统”、“民间传统”等观念有潜在或直白的阐述和评价,并籍此开展着与20世纪文学“整体性”批评的对话。 
  朱氏批评有其特殊的品格和质地:秉承中国“知人论世”的文论传统,置身于军旅的“圈中人”式的阅读。与作家们既亲近又“疏远”的关系,文风率真坦诚。犀利的文学“印象”与严密的逻辑思维之间的均衡。这是一种“知人论世”与“文学性”兼得的批评。在我看来,朱氏批评有两种品格显得弥足珍贵:其一,是他与作家之间常能在共同的文学志趣和追求的基础上实现批评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如与“三剑客”的交流,如有关“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创作主题的追寻。一段时间内文坛对“农家军歌”概念的争鸣及对其所引领的创作倾向的多向度阐释,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此一概念所具备的理论张力和前瞻性。这种理论对创作的引导和提升,与80年代文坛“寻根派”作家们同批评家的互动,异曲同工。其二,他挚爱文学,20年如一日的坚持,守望着这块精神家园。在其批评中对形式创新及艺术分寸的评价可谓情有独钟。他重视艺术之美,追寻文学的本体价值。他的批评文字表达了根植于军旅生命的人文精神,而他的写作亦表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建设新文化理想的追求。 
  一部渗透着浓厚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必然要求著者广泛阅读作品,而于“当代文学”学科之特殊性,这种阅读又是紧跟着创作的行进而前行,创新的无止境对研究者识见、判断力、及阅读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军艺就学、留校执教和执著于文学评论之路的特殊经历,恐怕很少有人能比朱向前更熟知军旅文学现象及其作家群体,从他为人所做的数量多至令人瞠目的“序”中就可见出。阅读《50年》,尤其是其中主体部分――那些主要以朱向前的研究为依据的“纯粹”文学文类章节,也会对其在军旅文学领域阅读范围之深广,史料爬梳之厚重,有更深的认知和信赖。 
  《50年》全书以朱氏批评为重要理论支点,但也兼收并蓄,拓宽领域,集众家之智慧。在戏剧(话剧的文本创作)、电影及电视剧(以军旅文学改编的军旅题材影视作品)等章节中不仅融入了多元的艺术形式,同时也吸纳了多重声音。“理论批评”一节更描述了多位军旅批评家的代表性观点和研究实绩,即便是纯粹文学文类的章节,也能寻觅到执笔者的个性特征和思考。 
  正如前文所言,《50年》中表现的批评“个性”,原本便是“军旅”批评的个性。而且,当我们论及“个性”的时候,未可忘却托马斯·艾略特所提醒的“传统”的滋养和制约。 
  三 传统的阐释与建构 
  《50年》是一次对当代中国军旅文学传统的寻觅、阐释与建构。 
  在“导言”中,著者简要地阐述了在“二为”方向的规定路线下,军旅文学的“总体特征”和“特殊规定性背景”。文中指出:“为政治服务”所决定的文学内容政治化与功能宣传化,“为工农兵服务”所决定的文学风格民族化与形式大众化。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两个总体特征,而文中所罗列的四种“特殊规定性背景”,则或远或近地钳制了军旅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确有着它特殊的“规定性背景”,而且这些背景所以发生的“二为”方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总体背景。所谓“纯文学”只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其来有自,源远流长。然而,现实中的文学也并非那么僵硬。 
  随着正文的深入,《50年》以其丰沛扎实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基本形态,及它的阶段性发展、丰富、完善的过程。诸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性,乃至自由、正义、道德伦理等基本范畴和理论命题被逐层发掘,并在“文以载道”的规范之中,在文学话语的逢隙里,寻觅到了摇曳恣肆的文学本体。50年风雨行程,从“战争文学”至“军旅文学”,有对庸俗社会学、纯粹宣传品的自觉摒弃和艺术跨越,有对心灵生活、人性风情的关怀和寻觅。有《红日》、《保卫延安》之“中锋正笔”,也有《荷花淀》、《百合花》式的“一支独秀”。有前进中的焦虑与迷惘,也有在“双重夹击”中对英雄主义的持守和重构。有如《红高粱》等一批优秀作品对当代小说语言、艺术观念及形式变革的探索和奉献,更有在20世纪的整体传统中,对多种文学类型、流派的汲取和交流。文学是一个美的、超越性的世界,一个充满张力、含义复杂的精神空间。而这种超越,也是传统的一种构成。 
  历经50年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历练,“军旅文学”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传统呢? 
  通过《50年》,我们可能窥见到的“传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 
  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传统。同时表达军人心态、表现军人生存价值的传统。 
  一种肩负着建立英雄主义的审美风范、价值取向的文学传统。同时也逐步地建构起了悲剧、人性等多种价值和审美特征。 
  一种立足于社会责任、关注现实,同时朝向人性探索、探问人类永恒命题的文学。 
  一种以“题材”命名,却又超越题材的文类,可以说它从未放弃过对文学自身价值的追求。 
  一种本色当行地承担着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同时又义无反顾地开拓“现代性”、建设“新文化”的传统。 
  一种坚守自我、同时又胸襟开放,在中国20世纪文学格局乃至世界战争文学格局中碰撞、融会、汲取、奉献的传统。 
  对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传统”的阐释仍在进行中,且“建构”与“发展”亦仍在进行中。……好在,我们有了《50年》。于此感慨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发现:个人是传统中的个人。而传统则在个体的创造和整体的重构中延伸。 
  作为一部“专项文学史”,《50年》是一部难得的教材,一次军旅学者学术成果的集成与展示。相信也是一次召唤与期待,一个新的学术起点和对话的平台。 
  [①] 见《中国军旅文学50年》之“附录三”:“国家社会生活基金项目成果专家鉴定意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520-524页。 
  [②] 本“导言”曾以《“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辩――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为题发表于199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时有删节。――原注。 
  [③] 参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和黄子平著《“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中的相关论述。 
  [④] 参见陈思和主编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相关论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⑤] 弗·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第十二章:“在欧洲环境中的十四行诗”。廖鸿均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第229页。 
  [⑥] 《中国军旅文学50年·导言》之注释3,第8页。 
  [⑦] 关于朱向前理论原创性的评判,见《中国军旅文学50年》之“附录三”中雷达、黄国柱等人的“专家鉴定意见”。另有如杨仲达的文章《我看朱向前文学批评――读〈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中国文化报》2004年4月10日。 
  [⑧] 参见徐怀中文章:《激情理性的开发――序〈红·黄·绿〉》,《文艺报》1988年10月29日。 
  [⑨] 《中国军旅文学50年·导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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