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纬度的军旅文学史——读朱向前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6月15日15:49   朱航满
  阅读由朱向前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时,它让我惊叹地领略到,在已经写就的文学史的后面还有一个极为丰富和斑斓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所具有的魅力与它曾在所处历史环境中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乃至它所具有的独特甚至是不可替代文学价值与文学体验,都是让后来的阅读者为之赞叹也是叹息的,也许这种书写才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还原或者是补充,是让那些已经成为经典但已经被风干的身躯重新的丰满与新鲜起来。尽管作为一册军旅文学的断代历史,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进入当代文学的侧面或者窗口,但它提醒我们关注的是,文学历史比我们所读到的和所想到的要丰满许多的。同时也因为当代历史是一个还在继续延续的时间段落,因此写作历史因为缺少了距离感而成为一种困难,有论者由此建议当代是不宜写史的,但保留必要的资料,进行必要的整和与论述,或许应当是不宜迟的。因此,更多类似于《中国军旅文学50年》这样具有开拓性质和填补空白的研究著作应该成为一种历史书写的需要,这首先是一种带有弥补意义和打捞性质的工作。
   对于军旅文学史的研究来说,它自身具有的独特意义值得研究与书写者的关注,由于自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么怎样书写与把握则成为这部著作的重要之处?而朱向前先生所主编的这本文学著作《中国军旅文学50年》,则以一种填补历史空白的精神突破了对于这一很有难度的研究领域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首先强调了时代性与文学性。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脱离了历史书写的时间范畴,则只能成为书写历史的空中楼阁。由于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曾具有的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建设等功能,以及它及时反映时代呼声等特征,因此它自身具有很独特的时代气息与风貌。而对于文学史的书写,又必须恰恰关注它所的诞生的时代环境,正如本雅明所论述的:“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文学史与文学学》) 
  如此,反观朱向前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可以发现,对于产生于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著作,著者不是简单地将它们与时代环境所肤浅地联系在一起,而是当成一个特殊时代环境下的产物予以文学化的烛照,在文学的文本之中解读出既属于时代与历史的,又属于文学与审美性质的精神意义,使得那些文学作品成为当代军旅文学史上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简单的宣传的代替品,这一点以此书对于“十七年”历史中军旅文学的把握最为恰当,诸如对于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英雄人物问题,论者即指出特殊时代背景下“读者对完美英雄人物形象的期待视野,也形成了作者对英雄人物不遗余力的各冲,社会的整体力量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越来越脱离其人品质而呈现出神的色彩,对英雄藐视困难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和乐观的革命精神的歌颂,使作家们忽视或有意回避了对战争苦难和残酷性的客观认识,使战争蒙上了一层浪漫、美好的面纱。”(P98)在这里,对于文学史上相关作品的论述就是将作家与作品纳入到历史与时代的机体之中来审视的,因而就少了书写和重写当代文学史时对于作品与作家的苛责,将其抽离出来进行道德与艺术的审讯的局面,要知道,这样的书写很可能既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又使文学作品与作家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军旅文学50年》在此基础上,又坚持以文学是人的文学作为基本的书写的脉络,在对于作品的艺术分析的时候,论者坚持了这一基本的原则,将文学与人的历史进行统一化,即观照了特殊环境下作家写作的具体背景,又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赋予人性的观照。当然,作为军旅文学,由于自身职业的特殊性,论者在研究中吸收先前朱向前等军旅研究者关于这一论题的重要研究成果,将军人是人这一重要论题贯穿整个文学史写作的始终,对于作家作为军人特别是作为人的写作状态,诸如延续了论者所特有的“两类作家,三条战线”这样的研究成果,使军门子弟与农民出身的作家成为文学史书写的特殊关照,继而对90年代的“农家军歌”这一创作现象就有了更多的关注,而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在这部文学著作中,作品和作家这样的元素都是存在的。由此,我想到学者郜元宝在文章《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年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曾指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存在着作家主体缺失的遗憾,这也大概是源于当代历史书写面对还在生活的作家的叙述困难所造成的,但此一论著恰恰吸收了此前的研究成果,部分解决了这一研究难题。 
  其次是整部文学史的书写强调了书写对象中对于人性的展示与挖掘,因此使得整部军旅文学史的书写既是有关军人对象的文学史,但更是对广泛意义上人的文学史的书写,因此在书写和观照这样的文学史时,无论是强调军人的英雄主义题材的书写,还是特殊环境下的军人的生存状态,或者是和平年代军人所存在的人性审视,无疑都是放置到人性的基本平台上来衡量,对于超越或者夸张或者过于扭曲的书写,论者都给予了及时的纠正,诸如对“17年”的英雄主义题材创作中的英雄人物过于美化现象,“农家军歌”中人道主义关怀之后的是对人性的极度扭曲,朱苏进小说中“理想军人”单向度创作态势等的批评,都保持了客观的理性的研究态度,这背后无疑都是以人性这一尺度作为衡量的基本标准的。这也就如论者选择了“军旅文学”这样意识形态淡弱和更为宽广的命题作为研究对象,而有意回避了“军事文学”或“战争文学”、“革命文学”等这样比较封闭性和较为单一性的范畴性概念。 
  在融入50年历史风云中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改革,建设与转型等社会变化的历史背景,将作为人的审视的军人所具有的人性来烛照之后,乃是论著者对于整个文学史的研究是以审美来作为细部的文本探求的。在这部著作中,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部分,都注意探察文本内部的艺术特征,注意到军旅文学的审美性。因此对于一个作品来说,在这部文学著作中,不妨是以这样标准来进行参考和总结的,以时代具体环境作为文学作品诞生的机体,以人性作为衡量和切入的方式,以审美价值作为分析的尺度和研究的规则。由此,这部军旅文学史著作,形成了三个纬度,分别由这三个纬度形成了研究和进入这部文学史的入口。 
  值得关注的,关于军旅文学50年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当代正处于写作旺盛期的作家来说,对于他们的研究与记载并不意味着盖棺论定,或许他们的整体风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定型或者转变。因此,这些研究只是局限于这半个世纪时间的格局之中,而越到了后来由时间所进行的检验空间就越狭小,其生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正因如此,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愿意称呼这样的一部军旅研究著作为一座里程碑,而不是一座纪念碑。

网友评论

留言板电话:010-6448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