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先生琐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5月23日16:41  
  我称他刘老。刘老走了。
  我是在1987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时认识他的,他是我们团长。在机场候机时,翻译南正云老师的先生把我拉到外面,轻声叮嘱,到了国外,别忘了常提醒他的夫人,说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走火”。“听说刘白羽很左啊。”而我们那位是归侨、又是少数民族的女翻译,是个性格率真的人。
  那是个敏感的年代,“改革派”和“保守派”,“左”和“右”……这些话语弥漫在空气里。其实我也需要自我提醒。我和刘白羽是两代作家,他长期担任文化战线负责人,思想正统;而我正处于“蝉蜕时期”(用那时文学界的时髦说法),离经叛道的念头不少。那时的刘白羽,银发,西服,混合着文人的清高和高官的威严。我们还有军界的上下级关系。我在他面前,礼貌而拘束。
  机场安全检查出了小问题。检查人员要开箱,刘白羽却把箱锁的钥匙忘在家里。这个意外,让我毫无准备地突然看到了另一个刘白羽。他忽然变得像孩子,张皇失措。“怎么办?怎么办?”他要他的司机回家取,又怕时间无多。我说,我试试。胡乱地拿出自己的钥匙串,一把一把地瞎捣鼓。真没有想到,噔,锁开了。刘白羽如同获救一般,连声说谢谢,继而,又用尴尬的目光看着我,像是解嘲(但又一点不像玩笑)地说,怎么?你学过这个?……
  几天之后,轮到我的箱子发生意外了。那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在火车站,我从莫斯科随车托运来的行李不翼而飞。箱子里有我的西服,还有一点外汇。
  到了宾馆,看见刘白羽和代表团中的另一位老作家峻青在沙发上低声交谈,表情严肃。过了一会儿,刘白羽把我叫过去,郑重地说:“我和峻青同志商量了,准备用代表团的公款给你补助,你可以去买套西装,还有箱子……”那一刻,我非常地感激。虽然最终是虚惊一场,我的箱子被送错了地方,两小时后失而复得。
  一系列“小概率事件”发生,我们间的距离不期然地被拉近了。
  在苏联,我们代表团外出时,我手里常拎着一只开水瓶。出行前中国作协的官员交代,国外没有开水,要帮白羽同志备点水。我从大使馆借了水瓶,到哪里参观都提着。我还有“热得快”(一种简易的电加温煮水器)。那“热得快”帮过我们大忙。那天刘白羽想在他的住处款待苏联派来的翻译尤拉,我用它煮水,泡了方便面,佐以涪陵榨菜,大家美餐一顿,也满足了刘老对中餐的思念。
  那是在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大饭店。主人似乎刻意为刘白羽选择了一个套间。客厅内有宽大的办公桌,凭窗眺望,可见美丽的涅瓦河;特别是,不远的岸边就停泊着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我们曾在一个夜晚去拜访前苏联纪实文学家、《围困记事》的作者格拉宁。格拉宁送别时,特意把我们带到阿芙乐尔巡洋舰旁边。涅瓦河上的一阵阵夜风,吹拂着刘白羽的银发。在这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战舰旁,他很激动,让我给他照相。可惜,闪光灯没有亮,摄影失败了。这是很遗憾的事。他不甘心,第二天,又请我在房间里,以远处的阿芙乐尔为背景,为他拍照。刘白羽端坐在办公桌旁,还特意拿了一本书,做阅读状。这张照片照得很成功。回国后,我到图片社制成布纹效果的大图,装了镜框,送给他。他爱不释手,悬之书房。仰望着这张酷似油画的他和阿芙乐尔的“合影”,他说:“我是马列主义者。”
  许多年后这话听来有点突兀,而在彼时,顺理成章。
  他的“主义”是不含混的。应刘白羽的要求,主人安排我们去新圣母公墓,到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墓前献花。西蒙诺夫是刘的老朋友,1949年,刘曾陪同“西蒙诺夫摄影队”,在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墓前,刘白羽眼含泪光,念念有词。记得那天我们还见到了王明和赫鲁晓夫的墓。刘白羽从王明墓前匆匆而过。我不记得他是否去看了赫鲁晓夫那黑白两色的大理石墓。总之当我们对赫鲁晓夫的功过得失议论纷纷时,他严肃无语。
  其实无须我多加“提醒”,翻译南老师在“马列主义者”团长面前说话就已十分小心。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南老师在刘白羽面前说话就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乃至结结巴巴)了。有一天,去苏联作家协会和他们的领导正式会见。大家分乘几辆轿车,刘白羽和南正云在同一辆。到达后,他们两人迟迟没有下车。我们等在路边,有些纳闷。少顷,他们的车门开了。刘白羽和南正云走下来,两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像是刚刚哭过。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久都不知道。后来还是南老师告诉我,他们俩在车上说话,说着说着说起了“文革”。他们竟然有完全相同的遭遇———都有一个孩子,在运动中死亡。
  现在想来,那次出访中的一些事情不可思议。那个年代,我们的纪律很严,禁忌很多。例如,代表团团员通常应该“集体活动”。可是我却得到刘白羽的批准,有三次“自由活动”的机会。一次是去列宁格勒著名的海军博物馆。一次是去苏联翻译家尤拉的同居女友家(!)。还有一次,是去访问一份大胆敢言的报纸——《莫斯科新闻》周报。
  那时代表团的行程即将结束。我隐约感到,一路上听苏联人激动地说“改革,改革”、“公开性”、“透明度”,刘白羽也似乎受到感染。当我请他批准我的私人拜访———这应当算是“出格”行为了———时,他竟然同意。《莫斯科新闻》周报当时被称为“改革的旗舰”,在版面上直率评论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而我的职业又是中国党报记者(我当时是《解放军报》记者处负责人)。我顺利访问了这家报纸的副总编,回国后还写了访问刊登在广州的《现代人报》。
  感谢刘老,没有他的许可,就不会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莫斯科新闻》报给我的印象深刻,很多年后,我在参与办《南方周末》时,还会常想起那个难忘的镜头:在《莫斯科新闻》周报社门口的阅报栏前,人头攒动,许多人,包括提购物袋的主妇和穿制服的军人,围成一堆在看一篇新刊出的文章《戈尔巴乔夫同志的三个危机》。
  刘老走了。
  除了那次出访,我不曾近距离和他共事。对他的了解,以前限于他的战地报告文学和中学课本中他的散文《长江三日》。对于他在1950年代担任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时的情形,也是后来读到一些史料才略知一二。我知道,许多受过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很难原谅他。但我们得承认,“左”,是一个标签,一个容易令活生生的生命僵死的标签。同样是“左”,有不同品格性情的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会让你看到异样的侧影。
  回国后,刘白羽向我借过一本书,是茨威格、罗曼罗兰和高尔基的《三人书简》。他特别喜欢这本书,还给我时,已经用画报页包上了“书皮”。
  他也赞赏我妻子于劲的长篇纪实文学《厄运》。他有一天的日记(曾被刊登在《解放军报》),专门记述阅读《厄运》的感想。他感慨地提到,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也曾接触过志愿军战俘,并十分想写这个悲剧题材。但是周恩来劝阻了他,周说,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
  出国归来后我和他的来往不多,偶尔通一个电话。一天,《解放军报》社的传达室通知我,大门口有人找我。下去一看,停着刘白羽的轿车。他的司机兼警卫员给我送来一封信。司机刚开车送刘白羽去机场,刘要去美国访问。信是刘老在机场候机时写的,他说,在机场,忽然想到我们一起出访苏联的日子,转眼一年过去了!他说他看了我的报告文学(刊登在《报告文学》杂志的《改革:1987年秋在苏联》),勾起许多温馨的回忆。他说,他有点孤独,想念我……
  再次见到刘白羽,是在一个春天,我和纪录片“长城”(后来叫《望长城》)的几位撰稿人到王府井附近他家看望。我们告诉他许多外面的消息,例如老百姓“反官倒”的呼声。他说,他正在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会议。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稿纸,“我在写一个议案”,说是关于反对腐败的。和他略显激动和兴奋的神情形成对照,他的老伴,一位党报老记者,却是一脸的冷峻。她听着窗外的喧嚷,嘟哝着什么,大致是在严厉地批评不远处街上的年轻人。
  随后,《报告文学》杂志休刊,在最后一次编委会暨告别会上,我和刘白羽见了最后的一面。说来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心情沉重,向他倾诉个人的境遇。我说,有人又开始整人,搞阶级斗争,像“文革”。
  “但是,”他严肃的目光盯着我,说,“那些年轻人的举动,不是更像‘文革’吗?”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们天各一方。
  刘老走了。 (《南方周末》钱钢)

网友评论

留言板电话:010-6448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