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作荣:诗歌上“百家讲坛”也难热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5月16日16:39   黄咏梅

    诗歌与京剧、芭蕾舞一样需要国家抢救

    记者:诗歌在一段时间以来,都不大容易得到读者的关注,有人认为是因为当下生活更多的是务实,而诗歌呈现的浪漫、理想都不太适合读者的要求了,现实生活使诗歌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土壤,您认为是这样吗?

    韩作荣:“浪

漫”,对于诗歌本身而言,已是古老的诗歌观念了。当然,诗不大容易得到读者的关注,确也因为物质消费的膨胀性力量主宰了世界,人的心灵荒芜,文化的泛娱乐化,以使“运思的人越少,诗人越寂寞”。其实,岂只是诗歌,几乎所有的高雅艺术的境遇都好不到哪里去。譬如京剧、芭蕾舞,已经到了需要国家抢救,保护的地步。诗歌与流行歌曲、小说与故事、散文与酒桌上的流行的段子等不同,因为后者与大众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文人写作与高雅艺术与大众的沟通确有某种隔阂。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日本民众并不知道本国有这样一位作家;俄罗斯人称普希金提高了俄国民众的审美素质;而惠德曼则讲“惟其存在着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诗歌才有产生的可能”,看来,真正的好作品若能获更多的人认识,真正有权威的让民众信赖的“伟大的读者”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但我们缺失这样的“读者”,或者说有,也未被信赖。

    记者:诗人自身难道没有问题吗?

    韩作荣: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着诗本身的问题。诗写得过于“小围之化”,或者一地鸡毛,琐碎平庸,和大众的需求和心理期待相去甚远;或者只重题材、内容的重大,却丧失了诗应有的艺术品格,读者不理睬这样的诗。不过,我仍然认为,诗有病,还源于社会病。冷漠、猜疑、过度的自我中心隔绝了人心,以及渴望和贪婪替代了精神追寻,是诗无法发达的社会原因。一个社会,没有比缺乏信仰更可怕的事情了。一个社会缺少什么的时候就是最需要什么的时候,人需要审美来陶冶自己的灵魂,只要情感不灭绝,人的心灵还需要抚慰,诗便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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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诗人和后来的“经理”一样多

    记者:实际上,从过去的舒婷、北岛、顾城到席慕容、汪国真,读者是很熟悉并且喜欢的,但是现在没有一位诗人是因为诗歌而众所周知,是因为现在的诗歌并没比他们好?您个人喜欢他们的诗歌吗?

    韩作荣: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诗评家张清华教授也曾慨叹:目前的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一些无名作者的作品都要高过八十年代的名篇,可却没有当时的影响了。这是一些真正读诗、了解诗歌现代人的共识。当然,这和没有当时那样细读作品的诗评家和推介和评析有关,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当时的诗歌氛围有关。王家新曾说,当时他就学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一半的人写诗,那里的诗人和后来的“经理”一样多,《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诗歌大展曾有一百多个“流派”,可见当时诗歌之兴盛。

    从另一个角度着眼,在“没有诗歌,没有小说”的年代,在空话、假话、套话过程,突然出现的忠实于人的内心、并具有诗质的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舒婷等人作为“新诗潮”的代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开创者永远都是引人注目者,而后来者写得再好,也不会有当时的影响了。

    席慕容、汪国真的作品,确在一段时间内有较多的读者。席幕容那种柔软、清丽的诗句,以及汪国真的诗,更容易受到少男少女以及中学生的青睐,这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和如今走红的校园写作一样,是他们抚慰的需要。

    对于这种诗人,我只喜欢他们的一小部分作品。

诗歌的丑闻只会糟蹋诗

    记者: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诗歌似乎也开始走这样一个路线,一首诗并不能独立地让人注意,诗歌似乎成为一种行为,它与诗人、事件甚至丑闻等捆绑在一起似乎才能让人留意到,如梨花体、庸诗榜甚至一些粗口诗歌,您认为诗人必须要这样调整诗歌的路数才能复兴?那些诗歌是诗歌吗?

    韩作荣:这样的丑闻只能糟蹋诗。诗歌事件与炒作的几首“非诗”,隐蔽了当下新诗的本来面目,平时不读诗的读者以为这样的“口水诗”就是当下新诗的水准,这是极大的误解。

    所谓“梨花体”,是由于诗人自己的偏颇造成了整个事件的偏颇。赵丽华曾经写出一些具有诗质的好诗,最近《人民文学》的诗歌特大号发表了她的作品,这一组作品绝不比其他同期的好作品差。但她一个时期越来越口语化和过于随意的写作,已失去了诗的素质,令人不敢恭维,可她依然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偏爱。这种张扬尚在探索之中,蹒跚不稳的诗行,有如给自己的诗歌试验在网上设置了七嘴八舌的置喙处,乃至于被恶搞成了痰盂。

    “庸诗榜”的出台,我相信发起者出自纯净诗坛的善恶和良苦用心,应当说也是一种严肃的举动。可诗实在是个说不清楚的事,而每个写诗、爱诗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排行榜,且大体都不会相同。在我看来,不同写作方式中的作品都有上品和次品之分,用一种诗观去衡量另一种的写作,有如面对一扇门一样,本来往里轻轻一拉就能打开,可你只管往外推,自然不得要领。事实上,入了好诗类的诗,有的诗亦无反响,进了庸诗榜的诗,有的诗却被《诗选刊》选载,并被选为年度好诗的选本之中,便可见一斑。当然,对于不读诗,只看榜单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了。

    记者:您认为诗歌的前景如何?

    韩作荣:关于诗歌的前景,我觉得不必悲观,只要人还有精神需求,诗便不会死亡。当然,目前诗在期刊以及网络上大批的刊登,每年不下十万首,但这么多诗,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平庸之作。好诗是由选本流传的,唐诗共有五万余首,选本只有三百首,真正流传的不过几十首。尽管目前的诗是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诗人对诗与现实、诗与艺术的理解和对汉语的把握日渐精微和成熟。我认为,诗在常态中生存着。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军队、医生、律师、教师,多少工人、农民、总经理和公务员,都有一个相应的数量,而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都不会太多,因真正创造文化的只能是极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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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向庆华《白日梦》(油画)

    极少数诗人越写越好

    记者:您说过,好的诗往往出自一些“非著名”的诗人,实际上,读者现在对好诗的标准已经很模糊,您内心中好诗的标准是怎样的?

    韩作荣:诗人对“著名”这两个字常常保持着警惕,因为常常混个脸熟,即使让人记住了名字却记不住作品的人为数并不少。而“著名”也是由“非著名”而来,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创作的高峰期,到了山顶之后大多该是下山,走下坡路了,只有极少数诗人是越写越好的诗人。

    关于诗的标准,不同质的诗名有不同的标准。我认为最好的诗,应当是感性与理性交融,有如钢铁,可以融化,却不失去本身的重量。

自费出版诗集是件好事

    记者:在民间也有很多人在自费出版诗歌集、诗歌专号,出得非常艰难,而其实流通面也不广,不外乎诗人朋友之间相互交流,您认为做这样的事情值得吗?诗歌有没有进入图书市场?

    韩作荣:很多诗人,未成名时自费出版诗集,久已有之。我想,汉唐之时不会有文学期刊和出版社,《诗经》为时更早,但这整中国文学中的瑰宝传流至今,多是文人自己或别人抄写留传下来的吧。这样的古老“版本”,恐怕都可称之为自费出版。自费出版诗集,其中必有有价值的作品。作为一种纪念,也是好事。

    据说,广东有一千多种民间交流的自办诗刊,这说明爱诗的人不在少数,有人称写诗为“青年病”,恐怕也是“老年病”(老年爱写诗的人多),很多年轻人都有写诗的经历,尤其在恋爱时或在生死存亡之际,例如上刑场的萨达姆,用诗来表达心境更为便捷,这时写小说和散文都来不及。广东印制诗刊都很漂亮,例如《诗歌与人》,不但设计、纸张都好,诗的质量也不错,有的整本外国诗人的译作和被忽略的重要诗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诗一般来说不会成为畅销书,可小说又有几本畅销之作呢?正常的状态下,印3000—5000册能卖掉还是不易。但也有例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蓝星诗丛”,最多的印了七万册。而目前每年出版的几本诗歌审选,销得尚好,都在万册以上,看来诗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

   记者:我注意到,您主编的《人民文学》三月出了诗歌专号,在诗歌极其不景气的情况下,出版诗歌专号会不会影响其发行?为什么要做这个专号?

   韩作荣:我开始对发行也有点儿担心。邮局的长期订户不会有影响,但每期近四千册的零售是否会销出,我没有把握。可发行部的信息是这一期比每期卖得都好,直接打电话要求邮购的亦多于往期,可见诗并不是没人看。

    我虽然喜欢写诗,但我也不会把《人民文学》办成《诗刊》。这次例外,还是副主编、批评家李敬泽的建议。他说出这期编辑导向,随后便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做这个专号,也源于《人民文学》历来对诗的重视。创刊以来,《人民文学》发表了诸多的长诗和短章,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嘎达梅林》和《阿诗玛》,仅篇名就已家喻户晓。记得陈思和曾说过,诗和短篇小说,标志着一个刊物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人民文学》编辑这样一期诗专号,也是对文学本质的探寻及艺术高度的关注。另外,由于诗被网上恶搞,以及诸多事件对诗本身的遮蔽,我们想让读者深入了解诗真实的生存状态,诗本来的面目,诗所达到的高度与存在的弱点。

即使诗歌上“百家讲坛”也难通俗

    记者:诗歌遭受冷落,在中国这个泱泱诗歌大国里,实在让人担忧,要是我们提出一个推广诗歌的方案,您认为我们可以像近段于丹推广《论语》的方式那样将《论语》通俗化?换句俗语就是,可以将诗歌通俗化加以推广诗歌吗?

    韩作荣:中国古人论诗曾说过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者”,诗确实是说不清楚的,即使可解者,不同的诗亦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以更宽阔的目光看诗歌、民歌、歌曲、流行歌曲中的歌词,酒桌上口口相传的顺口溜、打油诗、手机上的段子以及新诗中的朴素、平淡而深邃的名篇、目前已成流行性写作的口语化写作、民间写作等等,绝大多数诗歌都是平白如话,通俗易懂的作品,其中某些品种的流传,比诗歌事件以及于丹《论语》的普及,更为深广。

    我觉得,对于一些不易解的诗,可以解读,但恐怕难以通俗化,由于诗质的不同,通俗化便失去了原诗的意味。通俗的诗已彻底通俗了,不通俗的也无法通俗。或许,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转译为新诗,但亦味道全失。就我看,即使通过电视这强势媒体传播诗歌,恐怕也难以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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