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旅途没有终点——孙惠芬访谈录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23日15:00   孙惠芬 周立民

    一、我的写作,是心灵历史的一种再现——关于二十年的创作
   
    周:可能你自己都忽略了,今年五月,恰好是你的处女作《静坐喜床》发表20周年,在这20年中,你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农村青年到一名作家,不论从现实还是从心理上,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写作改变了你的人生。回首20年的创作生涯,你的创作本身又有什么变化呢?我想听一听你自己的看法。     
      
    孙:你不提醒,我还真的没去细想,我已经有了20年的创作年龄。20年,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我骄傲的时间,对于那些才华横溢的人来说,无论是创作道路还是现实的生活道路,20年,足够他们绕地球走上十圈还会有余。而我,也就是写了那么200余万字的作品,且不见有多大影响,人,也就是从乡村走到城里,也不见得有多么遥远,不足三百公里的长度。然而,20年,在我的心理上,两端的距离可是太长太长了。我很同意你的“现实”和“心理”这一说法,我想,在心理上,我的道路真的是太长了。城与乡,在别人眼里,也许只有一河之隔,一道之隔,可是它在我眼里、心里却隔了十万八千里,我在城与乡这个距离上循环往返、反反复复、进进出出的情感道路,绕地球20圈也绰绰有余。我的写作,正是我心理道路的一个记录,是心灵历史的一种再现。处女作《静坐喜床》的发表,在我的创作上,应该算是一个起点,从那时起,我知道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可以不必压在心里,它还有着另外一种抒发方式。事实上,我最初的创作只是一种自我倾诉,我不知道何为创作,却知道倾诉使我获得快乐。在这20年的创作中,若说有变化,那么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在于,我从一个只知关心个人心灵历史的抒发者,成长为还知道关注别人心灵历史的创作者。
    周:从关注自己的心灵到别人的心灵,你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转变,是因为你的写作视野在不断扩大吗?
   
    孙:是。这转变对我很重要,它让我从不自觉到自觉,让我渐渐清晰了我的创作者的身份。当写作的视野在不断扩大,想象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最初对自己心灵历史的抒发,更多的缘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缘于生活的真实历史,后来,当需要把笔探进别人的心灵,那种历史则是想象的历史。想象的历史,这对我可是太重要了,它让我获得了想象的自由和快乐。
   
    周:那么,在内心的旅程中,对你个人来讲,哪些作品有着特别的意义?
   
    孙:我不知你所说的意义指哪一方面,是从心灵角度,还是从创作角度。1986年,在《上海文学》和《鸭绿江》上分别发表了《小窗絮雨》和《变调》的小说,当时算得上有些反响,那是抒发自己最典型的作品,它们在我心灵上十分重要,可是真正改变我创作的并不是它们,而是同时期发表的另外的作品,如《岁岁正阳》、《田野一片葱绿》、《闪光的十字架》等,它们跟我个人心灵无关,它们却让我知道我能够走进别人心灵,让我知道走进别人心灵的创作同样能为自己带来快乐,就是前边提到的那种想象的快乐。这样的作品,在后来的创作中自然越来越多起来,比如《燃烧的云霞》、《中南海的女人》、《四季》、《天高地远》、《赢吻》以及再后来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是它们真正意义上拓宽了我的创作。即使这样,我还是想说出那些对我心灵重要的作品,它们除了上边提到的两篇,还有《异地风光》、《欲望时代》、《伤痛故土》、《伤痛城市》、《舞者》等。
   
    周:40万字的《歇马山庄》无疑是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头推出的长篇小说,它给你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声誉,但我更关注的是这部作品的创作给你的写作带来的启示和转机,因为在我理解,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凝聚着作家的心力气力的事情,它决不是弯腰拣起一样东西那么简单,它甚至就像蛇在蜕皮,给人一种由此再生的感觉,我还记得你曾写过一篇创作谈,题目叫《在迷失中诞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三期)那里面你说这部作品的创作,跟你个人生活的困惑和迷茫有关,稍微宽泛一点讲,是不是所有的创作都是这样,我认为你不是一个坐在书房中以游戏文字取乐的人。
   
    孙:你问得很好,这正是我想说的话,我在前边用过“自己心灵”和“别人心灵”这样的词,这其实只是一种主观的说法,事实上,无论你写自己还是写别人,客观上都是自己心灵的产物,都是自己心灵的外化,也就是说,没有哪一种写作是跟创作者心灵无关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的写作对我的重要,如你所说,不是声誉上的问题,它使我重新找回了创作着的自我。那是一段今天无法说清的特殊时光,那时我刚来大连,我像一个脱离土地的稻苗悬在空中,我完全地迷失了自我,我浮躁、焦灼,我的视野很满,却感到很空,我的身边处处可见现实的生活,比如拥挤的人群,轰鸣的车流,喧闹的市声,可是没有哪一种现实能让我触摸时感到抚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童年的乡村的现实向我逼近了。乡村的现实一旦向我逼近,便成了搭救我的汪洋海域,我一跃跳到海底,我缓解了自己,不再焦灼,不再浮躁,不但如此,我还看到了海底的鱼,看到了海底真实的自我。看到海底的鱼固然重要,但对我而言,看到海底的自我更重要。因为从此,一个真正写作着的我站了起来,我是说,我真正找到了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和状态。现在回想,那真的犹如蜕变一般。那时对生活充满恐惧。
   
    周:走入城市,本来是一种内心的期待,但反而感觉迷失了自我,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你的个人生活来讲,这20年你是越来越远离乡村,但是从你的创作讲,你是越来越逼近它,你怎么解释这种悖反?我还记得我跟一些人报告你最近出了什么作品时,他们会反问:“怎么又是写农村的?”一些作家随着身份的改变和对都市生活的适应,早已改弦易张写都市了,当然好作品与写什么题材无关,但从你来讲,乡村世界究竟有什么让你魂绕梦牵呢?
   
    孙:事实确实如此,当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心灵反而与乡村世界越来越近了,我身体远离的乡村是一个真实的乡村,有着漫长的春天寂寞的山野,有着艰苦和劳累,而我心灵亲近的乡村是一个虚化的乡村,漫长和寂寞恰恰能够寄托我的怀想,艰苦和劳累也不再可感可知了。最初向外奔,总以为有一个终点,以为有一个地方会搭救你,那个地方是城市,因为只有城市可以脱离土地上的艰辛,后来明白,当你没有了土地上的艰辛,另一种艰辛又在等着你。后来明白,一个人只要有追求,精神期待着的终点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块引你前行的诱饵,当你到了那样一个地方,它又跳到前边。我在迷失了方向,看不到诱饵时,暂时的回到了乡村。我在写作上后来与乡村的亲近,与这样的迷失有关,只为寄托怀想,但那只是一个特殊阶段的事。我是说,一个人出生成长那个地方的气息,会注入你生命的骨髓,让你一生也无法逃离。民工在大街上的一声乡音,火车站进出口一些慌乱的眼神,不经意间就能撞疼了你心的某个部位,是什么让我魂绕梦牵?是血脉,就如母与女的亲情,就如女儿对母亲的牵挂。
   
    周:“血脉”这个词能让我感受到情感和精神的牵系,它与你前面谈到的关注心灵历史是一致的,我感觉你对乡村世界的把握,不是抓它的外在特征,比如风物、地理等等,而是与人的内心相通,它能使你的笔锋利无比,几乎近于一种直觉直抵人的心灵。最近看到你的新作《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民工》,我都有这种感觉,它让人放下作品会不住地感叹:是的,是的,那就是他们!地理的记忆,可能会因远离这个地方而感到生疏乃至遗忘,而心灵的感知则会超越时空的限制。
   
    孙:在这部《街与道的宗教》中我已写到,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有着三个嫂子的大家庭里度过的,为了母亲与三个嫂子之间关系的和睦,很小,就养成了遇事多从别人角度思考的习惯,对别人内心把握的能力,与这小时候的训练有关。也正因为这种训练,使我这么些年来,一直对人的心灵的历史敏感,而对心灵之外的时间的历史没有感觉。凡事有得有失,我因为忽视了时间的历史,使我获得了细致和深刻,而又因为忽视了时间的历史,使我的作品很少有深远的历史感。至于远离乡村这么些年,如何还能走近乡村人的心灵,我想,是缘于想象,是缘于血肉相连的想象。想象重要,血肉相连似乎更重要。其实你从作品中所感到的真,我已不敢说它就是现实的真,那只是我心里想象的现实的真,你其实是上了我的当。二、你无数次地回来,又无数次地出发
   
    ——关于《街与道的宗教》
   
    周:我记得卢梭在写《忏悔录》曾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我觉得一个人要真诚地将自己的经历展示出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的,而且这种自述性和创作又很不好把握分寸,你以写小说为主业,平时连散文随笔都很少写,这次为什么会要投入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样一部作品呢?写作中是否有一些不敢面对的回忆?
   
    孙:在此之前,我还真没有想过会写这样一部自述性作品,应该说我没有半点准备。它的到来纯属偶然,是陕西师大出版社要搞一本作家地理丛书,我是一个很笨的人,从来不能参与命题写作,甚至不能在有约稿等待的状态下写作,可是编辑姚鸿文先生在重申自己创意时的一句话,一下子就点燃了我。他说,我们这套书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作家的情感地理,就是写与你生命相关的一个地方。与我生命相关的那个地方,在这一刻,从我内心深处突现出来。这时我发现,看上去是突如其来,其实我已经为这部作品准备了好多年,可以说,从懂事那天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这部作品做着准备,都是在等待着这样一次书写。写作之前,我被激情燃烧,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写作的难度,没有想到分寸的不好把握,更没有想到真诚需要勇气和决心,是在写着的时候,是在往昔的真实一点点来到眼前的时候,才知道我给自己出了一个多么大的难题。真正客观地面对自己、面对身边的别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还好,当我一旦走回童年,像童年那样在乡野上疯跑,我就什么都忘了,我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只有做着。
   
    周:在这部作品中,我特别注意“日子”这个词,在我们老家人的言谈中,“过日子”这样的话出现的频率也特别高,给我的感觉这个词好像浸透了一代代人的血和汗,也有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向往。作品中,你写了你和家族、长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他和他们的日子的?
   
    孙:非常感谢你注意“日子”这个词,你能注意到这个词,我想一定与我俩是同乡,都在辽南乡村长大有关,“过日子”确实是辽南乡村言谈中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它表述的是一种现行状态,意为打发日子,其内核却不是这样。所谓“过”,是说人们投注给生活的一种热情,一份自觉。“过”字,是“寸”字加上“走”字,我小时在乡村,大人一说过日子,我就能想到一寸一寸地过的样子,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寂寞无边,心血和汗水、希望和向往渗在每一寸时光里,那真是不想用心却不得不用心体会的时光,心无处躲藏,心因为无处躲藏而使日子的滋滋味味无限放大,“日子”也就愈加的拥有了诉说不清的内涵。事实上,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日子都是要一寸一寸过的,可是因为城市人口密集,有市声人声车声的喧扰,那一寸一寸时光便被掩盖了被压扁了不容易被体会而已。我的家族、长辈们的日子和中国所有乡村农民的日子没什么两样,挣扎和抗争是他们日子中永恒的主题,坚韧、忍耐是他们日子中的内在精神,与我从沈从文老先生作品中读到的湘西乡村不同的是,我的乡村少一些苦中作乐的自得,悲剧生活中对喜剧滋味的把玩;与我从中原作家作品中读到的中国黄土地乡村不同的是,我的乡村少一些人们对神秘力量的信奉,少一些宗教的色彩。我的乡村因为地处沿海,很早就有与外面世界的贸易往来,祖辈们只信奉外面。于是,他们的日子里,便要多一些与外面世界无法和谐的痛苦和矛盾。
   
    周:提到外面的世界,作品中有一个场景让我久久不忘,就是你站在坟地前思考着家族亲人的命运时,说往外奔,一直是父辈们心中的宗教,是山咀子每一个人心中的宗教,但他们走得再远也好像走不出这片土地,要么长眠在这里,要么长念着这里,好像是一种宿命。生命似乎就是一个无法改变的重复,为什么总也走不出先辈的阴影?从“我”的成长中。我好像发现了一些秘密:“我”的每一步成长似乎都需要付出违拗自己的天性、个性的代价,是在一步步对传统的接受与退让中成长的,好像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制约着人,生活是怎么样,人就是怎么样,哪怕是不满意也“认命”,就是出走的人,也是对现实的逃避而不是反抗,我觉得这与这片土地的文化积淀有关,“认命”当然有对命运的敬畏和无奈,但从另一方面讲,是不是这种哲学造就了这片土地的稳定,也造就了它的保守和落后呢?不知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孙:生命的进程是螺旋式的,出发和回归是我的家族祖辈亲人的宿命,但我相信这种“出”和“回”绝不会是一个圆,比如叔叔出去了,叔叔又回来了,而叔叔的后代却留在了城里,生命的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是一次重复,是一个圆,但生命和生命的每一次际遇是不同的,尽管所有的出走都是为了逃避,但要逃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叔叔的出走是为了逃避贫穷和劳累,我的出走也有为了逃避劳累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有了精神的附加。也许如今我老家的乡亲们仍然有人在为逃避贫穷而出走,但那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有了比过去更便利的方式。我想,要说有宿命,其实往外奔,才是一代又一代乡下人的宿命,它不但是乡下人的宿命,也是人类共同的宿命。因为在精神上,人类永远有困境。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类的困境想象成乡村。你无数次地回来,又无数次地出发。人的天性是自由的,人的本性是渴望自由的,可是人一生下就有了一个已成定局的规定了,那规定就是让你不再自由。我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对这个不自由的世界的逐渐认识的过程,认识它,适应它,试图改变它。在这样的过程中,肯定是有一部分自由的秉性被磨掉了,被改变了,但如果先就把被改变看成一个定数,或者先就看到绝对的自由是人们的一个梦想,是不存在的,那么可不可以说,我在成长过程中的违拗天性便是为了争取到更大的自由呢?如同在上坡上不去了的时候,只有退回几步才会进?我理解你说的集体无意识的“认命”,是指人们面对命运所表现出的麻木和惰性,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土地太肥沃,无论怎么样都饿不死人的缘故,人们特别容易满足,容易安于现状,人们恰恰因为物质生活不够太落后而缺少反抗精神和竞争意识,从而造成观念上的更加保守和落后。
   
    周:我非常赞同“在精神上,人类永远有困境”的说法,但我想人们不能总是面对着同样的困境,我特别担心外界的一切在变化,而我们头脑中的意识却几乎纹丝不动。比如说,父辈们的出走靠的是双脚,而现在我们享用的是现代化交通工具,父辈们走了一圈又回去了,而我们终于被城市所接纳和认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面对生存和命运的思考和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父辈,在很多时候,反而是在不断地重复,而这种重复才是最可怕的。出走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容否定,但我认为出走只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目的,否则它的意义只是在地理位置上的移动,而不是精神上的前行。
   
    孙:说的是,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有所超越,出走与回归流于一种简单的重复,确实是很可怕的。三、小说的热闹,只有热爱它的人才能感受到
   
    ——关于读书、写作及其他
   
    周:我想请你谈谈你最早接触的作家和作品,他们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你后来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是哪些?
   
    孙:谈到读书,非常遗憾,不知哪个作家说过,你最早接触的作家会影响你的一生。我在写作时,最早自觉地阅读的文学作品是茅盾的散文,其实后来再阅读时,我并不喜欢他。但当时非常喜欢,尤其喜欢他的细腻情感和忧伤的笔调。我第一次参加县文化馆文学创作学习班时,文化馆的老师看完我的散文说,很细腻,这很好,但调子太低这不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我受茅盾的影响。我最初抄写鲁迅作品时抄的是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我只抄却不懂。1983年我接触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爱不释手,那本书整整读了一年,翻来覆去。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可以说,沈从文确实影响了我,他的那种在身边事物的细微波动中发现历史波澜的能力,他的那种在身边繁杂的生活中发掘哲学思想的能力,尤其他的悲悯情怀,他的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展开的对于人生、社会的阅读,他表达中的宁静,宁静中的淡泊,都深深震撼了我,那是我写作成长中第一个让我震撼的作家,也是第一本让我震撼的书。后来让我震撼的作家和作品自然多起来,他们是萧红,钱钟书,张爱玲,汪曾祺,王安忆、铁凝,史铁生、韩少功、张炜、余华;是艾特玛托夫,塞林格,茨威格,杰克?伦敦,哈代,卡夫卡,马尔克斯,劳伦斯,西格尔,加缪、杜拉斯、福克纳,纳博科夫,斯戈隆等,请原谅我记不住他们名字的全部,我永远记不住他们名字的全部。我不知道他们给我带来多少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是他们让我看到了文学的伟大以及伟大的文学神奇的魅力。
   
    周:张爱玲和萧红你更喜欢谁?
   
    孙:都喜欢,但可能是地域的原因,萧红更能撞击我的灵魂。
   
    周:是否读卫慧、棉棉、周洁茹等“七十年代后”女作家的小说,印象怎么样,在感情上和这一代作家可以沟通吗?
   
    孙:没有系统读过,总的印象是,她们相当有才气,尽管我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表达生活的方式差异很大,但只要用心,沟通起来并不是太困难。
   
    周:你今后的创作有什么打算?
   
    孙:我没有长远的打算,我只想在近一两年里,用中短篇的样式,继续讲述我的“歇马山庄”里的故事。有时候,你正准备写着什么,可是另外的什么会不期而至,就像这篇《街与道的宗教》的不期而至,它不由你打算。
   
    周:在当今时代,写作可能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情,不知你是否有换一种活法的打算?小说又有什么让你迷恋的呢?
   
    孙:在一般人眼里,写小说是寂寞的事情是无疑的,但对喜欢它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在我看来,那些外表热闹的工作反而是寂寞的,是心灵的寂寞。没有什么能像小说这样更让我痴迷的事情了。你没有参与外面的热闹,但外面世界的热闹却全装在了心里。小说世界的热闹只有热爱它的人自己才能够感受到,那热闹当然是一次又一次对人生命运的探测,是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历险。这是我一生的选择,不会改变。
   
    周:我曾遇到一些人,要么把女作家想象成女神,要么是女巫,反正好像就与普通人不一样,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你的日常生活,包括与家庭与朋友的关系?     
    
    孙:不好意思,我的生活太平常了,平常得有点平庸,我在该结婚的年龄结了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我性格温和,不会发脾气,我没有杰出艺术家的个性,喜欢平淡、温和的没有大波大澜的生活。我的生活也确实平淡而温和,我的所有波澜都在心里。我非常崇拜那些有个性的女性作家艺术家,但我知道那个性也是天赋,是上帝赐予的,是学不来。学不来,也并不为此苦恼,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一辈子都能平静地写作,成什么对我并不重要。能平静地写作,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2002年3月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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