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镜子里的自己——谈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23日15:00   付艳霞

    一个人站在镜子前面,看到了自己。于是,在镜子的前后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是影子;一个会思考,另一个会变化。看久了,目光和心绪都会变得迷茫,分不清哪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哪一个更能表明自己的存在。忽然,镜子动了,它照到了别的人,让自己从镜子里看到了别人的影子,而别的人也开始从镜子中观察自己。在这样相互的审视和揣摩之间,忽然会觉得格外慌乱,忽然会觉得底气不足,甚或忽然会让目光从欣赏到敌视,所有的变化都显得猝不及防,哪怕一缕光线的变化和一颗灰尘的触动都可能让镜子里的影子破碎。
    这个比喻是关于辽宁作家孙惠芬的,既是指她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也指她塑造的人物。
    由写作者孙惠芬建构的文本世界里有两个孙惠芬:写作者孙惠芬和隐含作者孙惠芬。本来后者就是前者某个方面的心理反映或人格体现,于是前者用真实的生活经历为后者提供生活感悟,而后者则时时在作品中印证前者的欢笑歌哭。尽管孙惠芬声称“只有虚构,才是我真正的家园” ,但从她的文本看来,将“虚构”改为“回忆”或者“书写”来得更加贴切。因为,孙惠芬往往是“一步三回头,在自传和她的小说之间她建立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相互印证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孙惠芬的隐含作者和叙述人之间也有这样相互印证的关系,且不说她的许多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做叙述人或者当事人,就是她许多的人物的设置都能看出孙惠芬真实生活氛围的清晰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惠芬与其说是在虚构,不如说是在记录,记录亲人朋友、记录个人足迹,记录个人心路历程。所不同的是,在黏着于个人真实生活的同时,孙惠芬时时刻刻照镜子打量着自己,并推己及人地揣摩别人。于是,在恨不得用所有的细节填充个人几十年的心路历程的同时,孙惠芬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哲学。
    这种创作风格和哲学体现在她散文化的语言和绵密的结构上,也体现在平静纤细,暗藏漩涡的叙事节奏上,更体现在她的人物塑造上。孙惠芬所有的小说都流动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有时候是开篇就有的,比如《春天的叙述》,有的时候是慢慢形成的,比如《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这种情绪有的时候会让整个小说的发展急转直下,比如《给我漱口盂儿》,有的时候又淡淡地贯穿始终,比如《蟹子的滋味》。但这种情绪都是因人物的存在而流动、而变化、而畅快袒露而欲言又止。于是,孙惠芬笔下出现了各种内心世界丰富的人物,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坚持又妥协,在微妙的人际中亲近又隔膜。于是,每一次人物的情绪爆发都显得那么没有预兆又合情合理,每一个人物也显得那么让人无从判断。
    孙惠芬笔下的人物可以大致分成两个系列:《保姆》中的翁惠珠、《春天的叙述》里的公公、《还乡》中的叔叔、《歇马山庄》的小青等可以算作一个系列。这些人物都面临某种身份错位的尴尬,但他们又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于是人物在现实处境和自己理想之镜的影子之间,在内心的坚持与这种坚持的不能实现之间,始终涌动着“现代性”的冲动和幻觉,而这种冲动和幻觉,构成了人物的个性悲剧。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物的身份本身就带有某种先天的尴尬成分,比如保姆,她既可以被成为家庭成员又游离于家庭之外;她在家里的地位既不可替代又可有可无。尤其是乡下女人进城当保姆,就更多了一层城乡错位的尴尬,更加要命的是,乡下女人当保姆爱上雇主家的男主人。所有这些难题都让保姆翁惠珠赶上了。经历了爱情的失落之后,翁慧珠回到了山村,留下了一派苍凉寂然的背景。尽管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感伤情绪和对于温情和爱情的无法两全的慨叹多少遮蔽了人物的性格,也难免影响故事的冲击力,但保姆对于夹克的心理情结和对于爱情的执着以及由此带来的心境上的蜕变还是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女人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历练中渐渐让自己的心变成了博大的海洋。
    《春天的叙述》是一个用层层剥茧的方式写就的中篇。从一个儿媳的角度书写公公在文学创作中恐怕也并不多见。小说从中心人物的外围开始写起,将婆婆家的“怪现状”一一列举,终于,大姑姐的离婚风波将公公的种种怪异行为和家里各个人的反映推到了前台。结尾,丈夫大庆的讲述揭开了“我”心中的谜底,公公原来一直被年轻时受知青蛊惑而想抛妻别子进城的梦想而纠缠。于是,公公所有的行为都变得那么可以理解,而最终公公放弃虚荣回归田野也显得那么单纯和清澈。
    《还乡》中的叔叔是一个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某些游戏规则的知识分子。在亲情和物质、个人品性和金钱诱惑之间挣扎,终于老人独自上路,带着落叶归根的心绪背井离乡。还有《歇马山庄》里的女人小青。这是一个一心想进城的女人。为了这样的目标,她练就了非常强烈的行动意志。从委身于卫校校长到夺了嫂子的爱人买子,再到后来毅然离婚只身进城,最终变成了一个用表演真情的谋生的人,“与原来那个本我已经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另一个人物系列是因其塑造特点而聚集的,包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潘桃、《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中的林芬、《蟹子的滋味》中的母亲、《给我漱口盂儿》中的奶奶、《台阶》中的老钟等。这些人物都因其对应人物的存在而存在,也因其对应人物的比照而鲜活。当然也因其对应人物的存在而形成性格、展露个性。事实上,孙惠芬的许多小说都是这样,隐含的作者手中仿佛拿着一面镜子,让两个人物站在左右两边同时从镜子里观察对方,揣测、猜想、打量之后,猛然间发现镜子里还有自己。或者,其实所有的观察都是在确证自己。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是孙惠芬的代表作,这个写得汁液饱满的中篇着实让2002年的文坛兴奋了一把。小说以一种戏剧性方式开场:新婚女人潘桃看另一个嫁到村里来的女人李平的婚礼。这一看,居然让一向自恃甚高的潘桃“懂得了什么叫嫉妒,还懂得了什么叫复杂的情绪”。因为潘桃选择的是悄无声息地到城里旅行结婚;而李平则是在村里大操大办。尽管潘桃的朴素背后掩藏着内心的张扬和骨子里的傲慢,但这终究不如锣鼓喧天的虚荣来得直接,来得易于理解。李平的婚礼成了潘桃的心病。两个女人就这样在小村中开始了互不干扰又互相牵连的生活。在男人们都出门做工之后,两个女人成了朋友,而且很快从若即若离到如胶似漆、无话不谈。突然,潘桃出卖了李平。尽管潘桃自己对出卖行为的到来都感到猝不及防,“但话刚出口,她就觉出又一股气从肺部窜了出来。多日来,那股气一直堵着她,在她的胸腔里肺腑里鼓胀着,现在,这股气变成了一缕青烟,消失在堂屋里,潘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似乎两个女人最初的遭遇、之间的相知都是为了这一次的打击,所有的信任都是为了这一次的反目,似乎潘桃所有的行为都是等待,等待一次时机进行根本的较量和对比。
    《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与《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女人林芬经历了婚姻和爱情的失败之后,遇到了沉静的离婚女人小米,自认为找到了可以依托的情感,并由此焕发了生命的热情。此时,又一场爱情悄然降临,她拥有了男人冷力,却失去了女人小米。
    《蟹子的滋味》中母亲和婆婆成了镜子中相互比照的对象:婆婆家境贫寒、没有涵养,欢喜悲愁都写在脸上,好恶也都告诉儿女;母亲身处大户之家,大波大澜都藏在心里。然而,就连最善解人意的女儿都没有想到,母亲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蟹子,也从来不是计较婆婆的行为举止,她是在和自己的内心较劲,所有的不平其实都来自于比照本身。《给我漱口盂儿》中的奶奶则和母亲构成了对应人物。奶奶的优越感来自于与母亲的对比,而母亲终于“得以翻身”也是来自于在奶奶“摆谱”之下的“卧薪尝胆”。最终的取而代之使奶奶终于看清了镜子中的自己。这两篇小说是当代文坛描写老年人心理难得的佳作。
    《台阶》是一个鬼魅般的短篇。一起强奸案让刑警老钟成了女孩儿米米的“护花使者”,在每天的来来往往中,女孩儿勾起了老钟对于乡村女教师的回忆,并依据自己的心理破了案。老钟的对应人物在篇末出场,20岁的男孩儿果然和老钟的猜想、甚至老钟曾经有过的心理一样。或许人的善和恶、爱和仇都只在瞬间转换。
    孙惠芬说“微妙,是我对小说最崇高的追求。” 事实上也是如此,她总是把人物放在自己的镜子前面,让他们自己看自己的影子,看别人的影子,让他们在自己的打量中产生嫉妒、不平,然后采取行动,最终猛然让他们发现自己,反思自己。而孙惠芬自己总是力图在描绘这种审视和比照的时候,填充自己纤细的感觉,并用理解的情怀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寻找缘由,最终为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彻底的依赖和不彻底的隔膜而感叹,流溢自己淡淡的愁绪。难怪她发出这样的慨叹:“事实证明,你只要认真探索人性,你就会知道困惑是永远的,它真的是此起彼伏险象环生。”
    沿着镜子的比喻,还可以为当代文坛的孙惠芬寻找到另一个对应的写作者——毕飞宇,事实上,二人有很多小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对女性心理、性格和命运的关注也比其他作家来得更加执着。这样两个一北一南、一女一男的写作者堪称当代文坛描写心理,尤其是女性心理的两大高手:北慧芬南飞宇。
    毕飞宇《唱西皮二簧的一朵》与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简直可以看作描写女性心理的姊妹篇。这是一个带有恶作剧性质的精到的短篇,毕飞宇仿佛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将一个卖西瓜的乡下女人推到了当红青衣一朵的面前,要命的是这个卖西瓜的女人长得酷似一朵。卖西瓜的像一朵,一朵像卖西瓜的,无论哪一个推理都让已经走出乡村并希望永远远离乡村的一朵寝食难安。卖西瓜的女人仿佛一个提示、一个注解、一个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魂魄压迫得一朵终于采取了极端的行动。然而,荒诞的开始预示着荒诞的结局,一朵精心设计的圈套落空了,女人“劫后余生”,用满眼妈妈般的温柔继续对一朵的注视和提示,一朵无处藏身。
    值得注意的是,毕飞宇也总是在对应人物设定中描写女性的心理和命运,《青衣》中的筱燕秋与弟子春来、筱燕秋与扮演的角色嫦娥;《玉米》中玉米与柳粉香;《林红的假日》中林红和青果;《充满瓷器的时代》中蓝田的女人与展玉蓉;《家里乱了》中做教师的乐果和做酒吧三陪女的乐果;《玉秀》中玉秀与玉米;《玉秧》中的玉秧和庞凤华等等,这些两两对立的女人既水火难容又生死与共,既誓不两立又心心相通,他们的命运相互映照、互为寓言,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从而体现作者对人性和人物命运的辩证思考:所有的不甘、挣扎与争夺都是贞洁与堕落的较量,都是自己与自己的搏斗,都是人性的搏斗。
    不同的是,毕飞宇的语言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辩气质,在体察人物命运和性格的过程中,毕飞宇有一股“一个也不放过”的追问气势,而孙惠芬的语言则好像从心头自然流淌到笔端,带着“每个都可以理解”的宽厚心态。于是在这种不同的气势中,毕飞宇笔下的争夺和伤害显得异常惨烈,让人唏嘘扼腕;而孙惠芬笔下的嫉妒和伤害则更加温和,让人摇头叹息。于是“北慧芬南飞宇”也形成了“北婉约南豪放”的对应气质。这未尝不是又一面镜子,只是不知道两个作家是不是也会在镜子里相互打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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