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与敞开:上塘的乡村伦理 ——读孙惠芬的长篇小说《上塘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23日15:00   周立民

    《上塘书》从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写起,那就是鸡鸣天亮、阳光普照的时候,上塘的世界也正是在这束阳光的照耀下徐徐展开。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作者以地方志的架构,以文化寻根的笔法,以文字的阳光从各个散点去照亮这片土地和每个人的隐秘角落。上塘世界就这样在一种平静的叙述语调中自我敞开,这个“自我”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上塘这方土地及其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因此,企图在这部作品中寻找主人公那是徒劳的,甚至连一个贯穿各章的人物都不多见,作者把小说的主人公让位给大地和活动在这里的一群人,而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者是时间,它造就了这里的一切,也将上塘世界与外界区别开来。在这本书的首尾两端,作者也不断暗示和强调时间在上塘世界的重要性,开篇从时间的起点始,结尾是写上塘的历史,把当下的时间融入到更久远的空间中,将时间延伸和拉长。何止于此,在小说的每一处,在上塘人的春夏秋冬悲欢歌哭中,无不贯穿着一个看不见的时间法则,这个隐秘的法则决定了人与岁月与土地相对时的生存态度和不同抉择取向。
    从地方志的书写来看,无论地理、交通、贸易、历史等等都有着非常规范的表述方式的,但这并非小说作者真正要表述的对象,小说表现的是那种规范之外的人的活动,在对乡村世界的日常叙述中,作者要揭示那个存在其中的隐秘法则。这个法则融会着乡村人一代代的生命情感、生活态度、生存理念,是他们对自我、他人与更广阔世界的看法,我不妨把它们笼统地称作“乡村伦理”。这种生活伦理并非高深的理论,它从生活中来并无法与具体生活分割开来,它是具体可感的,所以说《上塘书》的写作其实是在考验作者的记忆和对这方土地的情感,倘若没有这些作为支撑,关于乡村日常生活的叙述完全会成为理念的俘虏或者干涩的囚徒。令人欣喜的是,《上塘书》中诸多鲜活的细节和灵动之笔,又一次证明了作者对乡村世界割不断的生命情感,相对于孙惠芬以往的创作,它将一种感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了,这是一个人和一个作家成熟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房屋、土地、草木、人,这个世界何其单调和贫乏?!只有对它们烂熟于胸并以深情的眼光来打量的人才能在这么简单的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光辉和许多潜在的规矩。同样是房子,前街、后街由于历史的原因就不一样,不一样的架构,也有不一样的内心感觉。民间的政治也有着许多规矩,比如杀猪要请客,请的是代表乡村权力的村长,同时还有代表民间公正的鞠文采。这不要紧,在敬酒吃饭上规矩更多了,比如表面上对村长的心理满足,给足面子让其风光,而暗地里却往鞠文采那里送酒送肉。这明和暗恰如他们两人的身份和在人心目中的位置。比如说贸易,上塘最有成就的贸易是看不出贸易的贸易,是那种在亲情中往来所获得的实惠和好处。这些需要会意的地方正是上塘日常世界的一部分,是潜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人的内心隐秘的一部分,归根结底,《上塘书》中揭示的并非是实在的上塘世界,而是另外一个心灵的、伦理的、习俗的世界。
    统治上塘世界的除了时间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观念,用上塘话讲是“面子”,翻译成文明社会的语言可以说是对人的尊严的看重。上塘是一个几乎没有隐私的公共世界。在这个小小的土地上,多少户拥挤在一起,而且是几辈子拥挤在一起,真是老少三辈的“底细”都一清二楚。在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世界中,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除了行为本身要达到的目的之外,无疑要带有展示和被看愿望。《上瑭书》在揭示诸多乡村伦理之外,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上塘人的隐秘性格,这种性格在中国乡村由原始农业阶段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依旧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时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多人一辈子的付出都是为了这个,它无形中成为制约人们生存的律条。简单地讲,面子带来的风光和尊严,给了上塘人心理满足,也构建了他们的生命价值。我不大同意认为乡村人只有现实功利的欲求而没有形而上的追求这样的观点,而是觉得这种为面子为尊严而奋斗的理念就是他们特殊的形而上,乡村世界中的形而上不是不存在,只是它的存在和表现方式与文明世界截然不同,并且一直没有找到表述它的语言而已。对此,《上塘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琢磨的细节。比如说电话,本来是一种私人的通讯工具,可是上塘人显然期望它是一个公共信息的发布工具,许多私人电话的内容立即成为公众聊天的话题,而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大家获得了信息共享的满足。电话的持有者也得到了另外一种快乐,那是在众人中他使用先进工具的荣耀。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可笑,但一旦电话的内容不被公开了,所有的窥视者都得不到满足了,则从另外一面证明了私人通讯工具的展示或炫耀的价值。这时,人们愤怒了,“于是,就有许多上塘人发狠,等有了钱,咱也买手机,等有了钱,咱也装电话。咱要是有了手机,专门上人群里打,咱外面没有亲戚,咱打给天皇老爷,天皇老爷要是有什么回音,咱也坚决不跟大伙说;咱要是有了电话,专门后半夜打,咱抻着嗓子使劲叫,搅得叫他三条街上的人谁也别想睡觉。”(111页)原来他们的尊严被侵犯了,这个结果促使他们发誓要争回面子。面子不是隐秘世界中的事情,是在一个公共的领域里给大家看的,所以,有了电话他们要在人群中打要让大家都听得到。面子成为一种生命奋发的动力,盖房子,孩子考大学,结婚坐床,死人扶丧,老人与子女的关系,甚至两个人的关系的死结都是因为这个面子,它满足了上塘人的心理,成为他们的心理动力。上塘人的很多行为无不是为了展示,展示给大家看,在大家观看的过程中,上塘人才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真实存在,感受到生命的燃烧。作品中有一段话议论丧葬的场面很直接地道明了这一点:“所以,看上去是为死人送行,其实都是为了活人,看上去是为了死了人的人家门庭热闹,其实都是为看光景的人心里舒服。倒也是,也只有看光景的人心里舒服,觉得你门庭热闹,弄得挺好,才显出你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211页),看与被看,都在一个共同的场中获得欢乐,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中人们自我陶醉和生存的方式。从实利的观点讲,这样活着太不实在太劳累,从个人的角度讲,干什么要活着给别人看?这种隐秘性格似乎是我们常说的国民性的弱点,但我想作者未必这么看,她是带着温情写作的,这里不存在太多的价值判断,她不想去讽刺上塘人,相反,作者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尊严,它是生命飞扬的展示,是内心自信的表达,是欲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努力。在一个没有隐私的“透明”世界中,活着无法不被别人看,而且在他们漫长的生活岁月中,在这个不大的世界里,上塘人无论在历史和外面的世界中根本建立不起他们的功业,那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也没有上塘的位置,他们渺小得谁也看不见,但他们同样是生命同样在生活,那么他们的一生就不能留下一点点痕迹吗?所以,他们自己为自己争面子争尊严,所以,他们才会那么计较这个面子和尊严,这是他们仅有的生命“财富”。
    在帝王将相之外,有谁去关心这样的芸芸众生的日常起居和心底情感?孙惠芬用“志书”这么庄严的形式记录下这些,作为有幸与她有着共同出身背景的我,十分感激她,感谢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她为一个小乡村留下了一个文化样本。
   
    在狭小的私密空间和强大的公众目光下,人内心中的情感又被置于什么位置?当你纵情欢乐的时候,是否要顾忌周围的眼睛,当你深深悲哀的时候,是否想到有多少是做给别人看的?那么自己的内心是从哪里得到抚慰的?现实的压抑无比强大,代替生命本质的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纯洁,在上塘世界中就是所谓的“行得正,做得端”,真正的痛苦与欢乐都被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岁月埋藏了内心情感,却无法完全扼杀它,生命的最本质冲动可能不经意会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释放未必是欢畅的兴奋的,甚至带着无言的悲哀和难言的沉重,《上塘书》准确地把握了上塘人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敏锐地写出了他们这种生命状态。小说中几个人物在强大的乡村伦理的压制下所表现出人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是跳孙悟空的张五忱、扎纸人的张五贵,还有处事公平的乡间判官鞠文采。对于张五忱来说,只有在踩高翘中,在他扮演的孙悟空身上,他才找到了自己的灵魂,生命才高扬起来,踩高翘既是一个民间狂欢,也是一种性游戏,在半真半假的世界里,从肉体到精神,它都让猥琐的张五忱获得了尊严,作品中没有写太多,但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年中这样的日子能有多少,在更漫长的更单调的日子中,张五忱是怎么度过的?这样想下去,你会感到平静的生活中潜伏着多少残酷的利刃。扎纸活儿的张五贵,只有在死人送终出殡那天,才有机会展示他的手艺,可悲的是他扎的这些“作品”是留不下的,不久都要被烧掉,都变成了“无”。他在获得短暂的赞赏之后,却长时间得到大家的歧视,不会干农活的懒人,在上塘世界中是“秧子”,是为大家所瞧不起的不结果的东西。更大的悲剧在于他自己完全不接受这个命运,他甚至扎了纸人连钱都不收,这不是他谋生的手段,这是他生命的寄托,又有谁理解呢?他的媳妇和村人们还是看重实惠的东西,哪怕是换来的两瓶酒。一个高傲的生命被投入到他根本无法对话的生活环境中,在默默的岁月中,需要多大的韧性才能挺得过来?鞠文采这个人物的神采,有一大半得益于作者写到的他与徐兰的地下情感,两人情感的交流方式,两个人在极大的压抑中无法冲破禁忌的艰难与痛苦,以及他们自己最后找到的交流方式。这里面有许多岩浆在上塘人内心中奔突,它们要爆发,却又爆发不出来,我看重作品中这种力度,所以,结尾部分对于鞠文采与徐兰这种冲破自我走到一起的处理,我不太满意,虽然它增加了作品的戏剧性,但破坏了一种内在的抗拒,削弱了作品的力量。
    《上塘书》可以与孙惠芬另外一部作品《街与道的宗教》参照起来读,尽管在表达方式上,它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它们都是作者关于乡村的心灵记忆,都渗透着作者的某种割不断的深情。我注意到,在《上塘书》中叙述者始终没有出现,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主体,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一直高高在上、俯收眼底,这种叙述本身就是让世界自我敞开,他让这个透明的世界越发没有了秘密,但叙述者又不是无关的第三者,上塘的人和事牵扯着他,他无时不出现在作品中,为这里的人高兴或叹息。一部好的小说要有与其叙述的内容相契合的叙述方式,《上塘书》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它对乡村伦理的揭示将来可能会让社会学家比文学家对它更感兴趣。但我还不能说这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有时我觉得作者的设计和叙述未免过于理性了,作品中的沉静似乎压倒了动感,匀称的体格中棱角未免模糊了,而且我在赞叹孙惠芬乡村经验的血肉感的同时,总觉得她的写作太老实太实在,缺乏一个超越和变异,作品中的灵异不足,自由驰骋的空间多少局促了一些。
   
                              2004年8月6日青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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