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的两种叙事 ——评孙惠芬的长篇小说《上塘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23日15:00   《中国青年报》 孟繁华

    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存在。这与乡村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身份有关,一方面,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家园”的意义,这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有充分的表达。如果再加上乡村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乡村的文化身份就更加非同一般;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与“现代”又构成了对立关系,它相对稳定的文化时间在通往“现代”的路途中,因其守成而步履蹒跚甚至不合时宜。于是,乡村文化的矛盾、彷徨、焦虑和它的多重性,就日益复杂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与乡村文化相关的小说,对这一文化多重性的理解和呈现,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孙惠芬的长篇小说《上塘书》,以“外来者”的视角描绘了一个被称为上塘的社会生活和变化。孙惠芬的叙述非常有趣,如果从章节上看,她几乎完全是“大叙事”,从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到上塘的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不知底细还以为这“上塘”是考证出来的哪朝哪代的事情。但是,这一“宏大叙事”确实别具匠心:一方面,乡村中国哪怕细微的变化,无不联系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乡村的历史并不是沿着传统的时间自足发展的;一方面,“宏大叙事”在具体的叙述中,完全被上塘的日常生活所置换。上塘人向往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和生活,因此,“往外走”就成了上塘的一种“意识形态”,供出的大学生要往外走,供不出大学生的也要往外走,“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有趣的是,“不管是大学生的爷爷奶奶,还是大学生,只要离开上塘,他们梦里的景物,就无一不是上塘的景物,无一不是与上塘景物有关的情节。”在上塘生活了一辈字的申家爷爷,为了跟孙子进城,提前一年就开始和上塘人告别,但是,当他们进城之后,他们不能随地吐痰,不愿意看孙媳妇的脸色,只好又回到了上塘。那个想让爷爷奶奶见识一下城里生活的孙子,也因与妻子的分歧梦里回到上塘却找不到了自己的家。这些情节在作者看来也许只是故事的需要,是叙述的需要,但无意间揭示了乡村/现代两种文化的尖锐对立,乡村文化的不肯妥协,使乡村文化仍然固守于过去而难以进入“现代”。勉强进入“现代”的乡村子孙却找不到了“家园”。
    上塘的“地理”为上塘描绘了它的文化地图,于是,上塘的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无不和国家建立起了看见或看不见的联系。乡村原本是重要的,这不仅在于它和中国革命的天然联系,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量和根据地,同时,中国最重要和基本的问题,都是缘于乡村而发生和提出的。但是,革命胜利之后,这个无论是文学还是革命都被看作是家园的所在,却经常被作为“代价”而付出。上塘也是如此,“水”对于上塘的重要几乎和生命一样,乡亲邻里的矛盾也多因水而发生,但是,在缺水的日子里,城里不能没有水,上塘却被断了水。上塘的“大叙事”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小叙事”中被体现出来的,小说不负有说明历史的义务,但小说却可以发现历史。在上塘这个地图上都难以标出的村落,却在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了“现代性”的巨大矛盾,这个矛盾不仅是上塘的困惑,同时也社会发展遭遇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上塘书》的叙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小说几乎没有一条贯穿起始的情节或主线,作家笔之所至信手拈来,上塘生活的片断构成了上塘的过去和现在。文字也是白描式的,它不是水漫堤坝一泻千里,而是不急不燥和风细雨,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上塘的土地和人心。但在不露痕迹的两种叙事中,我们确切地看到了乡村文化的两难处境。孙惠芬的修辞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风格,她的从容澹然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她自信的创作心态。在焦虑、浮躁之风被屡屡批评的时代,“歇马山庄”的“庄主”却保持了她笑看风云从容舞剑的姿态和风范,这一点尤其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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