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塘书》的绝对理由——评孙惠芬长篇小说《上塘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23日15:00   《长篇小说选刊》 李敬泽

    1?2004年,孙惠芬写了《上塘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的真正“人物”是名叫“上塘”的村庄。
    由此,我们会想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韩少功的马桥,这些地点都标志着小说家由来已久的伟大理想:在书写中构造一个独特、自足的世界。
    但秉持着同样的理想,孙惠芬却遭遇了莫言和韩少功未曾遭遇的困难,这种困难在小说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三段,孙惠芬写道:“上塘地图上没有,地图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就是没有上塘”,对此,一个上塘的孩子困惑不解,回去追问他爷,结果,愣怔了一会儿,“他爷火了,当然不是冲着孙子,而是冲着那个制造地图的人,他摔了筷子大声猛吼:‘上塘这么大,又是地又是道,光人就好几百,地图上为什么没有?’”
    完全可以预计,如果该老爷子自己动手绘制地图,那么这张图将是独特、自足的,我们将看到世界的中心是上塘,在上塘周围点缀着其他一些地方。
    ——高密东北乡和马桥就是由此构造出来。我认为这也是孙惠芬在内心深处的志向:让歇马山庄以及它属下的上塘成为世界的中心,让一切意义从这个中心绽放。
    但问题是孙惠芬意识到,她不能这么做,她在采取改变地图中心的大胆行动前不能说服自己,对说服别人也并无信心。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个历史细节:在明代中叶,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震惊地看到一张官方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图上,大明占据着中心的绝大部分面积,四周分布着一些可怜的小岛和可疑的荒漠。
    这种自我中心的幻觉对于君王和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小说家来说却是一种正当的雄心,莫言和韩少功被这种雄心所激励,而孙惠芬的问题是,她知道,上塘不是世界的中心,即使在想象中、在虚构中也不可能是,它只是庞大世界体系中无关紧要的碎片。
    这就是孙惠芬和莫言、韩少功的区别,也是她与她最为心仪的前辈萧红的区别,萧红写了《呼兰河传》,孙惠芬写了《歇马山庄》和《上塘书》。这种区别可能涉及作家的禀赋,但即使是莫言和韩少功,即使是萧红,假设他们把高密东北乡、把马桥和呼兰河放在21世纪,我相信他们会同样没把握。
    因此,孙惠芬写《上塘书》时面临的问题来自中国乡土的历史命运和美学命运,乡土已经处于城市的绝对宰制之下,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伦理上和美学上的自足,这场历史巨变在小说艺术中一个意外但必然的后果就是——
    如果没有时间的庇护,如果你不把它放进记忆中的往昔,就决不会有高密东北乡、马桥和呼兰河,小说家重绘世界地图的雄心在此意义上已告终结,乡土在中国现代以来小说传统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终结,小说家变成了进城的民工,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庞大的新世界中迷茫探索。
    ——这就是《上塘书》的背景,是孙惠芬书写时必须照应的上下文。
   
    2?于是,《上塘书》的语调是审慎的、克制的,它不华丽,也不那么诗意——如果和萧红相比——萧红和莫言、韩少功的语调都有一种王者风范,他们说,事情是这样,那就是这样;而孙惠芬不,孙惠芬的姿态要低得多,她在叙述中似乎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挑剔,她似乎对上塘人说:是这样吧?她也对上塘之外的人说:是这样吧?
    这种叙述语调是孙惠芬从上述困境中发展出来的,她知道上塘不是中心,上塘人自己说了不算,所以她必须低调。她细致地观察上塘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目光悠长绵密,整部小说上百个人物,他们的生生死死,他们的疼痛、呼吸和颤栗,都被体贴入微地述说着。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一个低调的奇观。当代中国小说家中很少有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辽阔而周详地展现人的繁多的可能性。《上塘书》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族馆,我们看到无数的鱼在游,而且我们真的知鱼之思,知鱼之哀乐。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一切现象之中暗自运行的那种东西究竟是什么?
    同样是小说家的吴玄在看了《上塘书》后断定,那是“温暖”:“《上塘书》吸引我的倒不是结构,而是孙惠芬面对乡村的态度,这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深情的农妇的絮叨,同时也是一个对乡村怀有梦想的文人的呓语。这是一次温暖的叙事,就是那种久违了的温暖感动了我。”(《温暖是一种智慧》,《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8.16)
    “温暖”,我同意,我相信孙惠芬也同意。但如果仅仅是“温暖”,那么这本书也确实就是“絮叨”和“呓语”,尽管吴玄引证沈从文和汪曾祺说明“温暖”的文学价值,但是一部长篇小说仅靠“温暖”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它只能变成漫长的“温吞”,而沈和汪也确实没写过长篇。
    让我们想象一下,有这么一本书,它长达306页,它写了无数的人和事,最终我们会问,小说家为什么感到有绝对的必要去写出它?因为温暖?
    回到孙惠芬的上下文中,我认为,支持着她的不仅是温暖,更是一种巨大的荒废感。她时刻在问:“上塘这个世界”有什么理由被记住?有什么理由被如此周详地书写?这整部小说写得如此质实,但她最终的感觉可能是空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
    这不是《百年孤独》的“孤独”,孤独是一种自我确认,是有根的,而在《上塘书》中,一切都是“散”的,是无根的、飘零的,孙惠芬之所以要写它,是因为她把《上塘书》当成了“葬花辞”。
   
    3?所以,《上塘书》是一本证明从此无“根”可寻的书。
    注意它的叙述者:她无所不知,她与这个村庄有一种确实温暖的情感,但在小说中她从未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她不是谁的孙女或女儿,她和这个村庄没有任何情节联系,她仅仅是一个空无的声音。
    ——这是怀着乡愁但已经“无根”的声音,把她和莫言、和萧红那样的叙述者相比较你就能看出这种重大变化。
    是的,那个“根”已经不在了,孙惠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她的这种现实感。在《上塘书》中,一个隐蔽但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记忆的缺式:上塘的历史只剩下一点残缺漫漶的痕迹而且必定消失,一个上塘人的生生死死不会被他人转述,似乎每个人都只记得自己,似乎只有那个叙述者看着一切如梦如露如电如泡影转瞬即逝。
    没有历史,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根”,在文化的意义上,它征兆着传统、习惯、价值体系的崩溃,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意味着社区的瓦解,意味着生活共同体的涣散。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说《上塘书》与现实、与农村生活的真相缺乏联系,相反,孙惠芬作为小说家从独特的角度见证了“真相”——这个真相就隐藏在小说的结构之中。
    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上塘书》的表面结构其实并不新鲜,那种分门别类的办法应是来自传统的史传、方志;无论史还是志,都是对世界的“编纂”,这种思路在《马桥辞典》中得到过充分的发挥:编词典如同著史、修志,如同绘制地图,都是“立法”,是确立一套完备的或至少在想象中完备的意义。
    《上塘书》依次记述了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我认为孙惠芬遗漏了上塘的语言,也许还遗漏了上塘的远方,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为何如此分类?这是上塘人自己对自身世界的分类吗?不是,这是加于上塘的分类:“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见《引子》)。
    当孙惠芬如此分类时,她究竟是深思熟虑还是处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习惯?我很难断定。但这种分类的效果是明确的,在上塘人茫然不知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被给定了一套意义:这是你的地理,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贸易,这是现代化……
    ——这就是城市对乡土的“编纂”,这就是“中心”的丧失,我宁愿相信孙惠芬是有意为之:意识到这种“编纂”已经主宰那“温暖”的乡土,她才有了写《上塘书》的绝对理由。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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