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内心活动——读素素散文集《独语东北》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22日10:00   洪治纲

  我一直觉得,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由、最迅速、也是最有效地凸现创作主体心灵质量和精神向度的文体,应该具备两种重要的审美品性: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前者体现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它源于作家对叙述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和反诘能力;后者决定了作品的话语风格,体现出作家对这种自由文体充分驾驭的技能和气质,以及由此可能达到的审美效果。因此,当我带着这样一种审美尺度来检视素素的散文集《独语东北》时,我的内心既感受到某些震动,又体味到某种怅惘。震动来自于作者那种还历史记忆以生命形态,还地域文化以心灵的追索的强劲的叙述方式,来自于她那充满了思辨意味和细腻感受的自由而炽热的话语表述,来看于她对自身生存境域的反诘愿望和质疑的勇气;而怅惘则来自于作者与历史碰撞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以及碰撞的力度,来自于她那浓烈的个人情绪所遏止的尖锐而深邃的思索。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人,文化的人。每一种历史在每个不同的个体生命中,都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所谓的历史史实只是历史学家以其特有的方式提供给后人的某种公众记忆,而当人们带着这些记忆真正地沉入到具体的史实之中,以身临其境的方式重新感受它,复苏它时,我们便会发现,同样的历史活在人们心中的形态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它既映现了人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素养和个性气质,也折射出各自不同的精神维度和价值观念。在素素的《独语东北》中,一切公众的历史记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挑战,一切既定的价值标准都被作者进行了不同层面上的个人化修正。应该说,这种挑战和修正并不是基于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的否定心情,而是作者置身历史情境之中又超然于历史情境之外的心灵感受。这部散文集中的绝大部分篇章都以东北的一些重要文化遗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叙述主体,作者试图沿着一个宏大、全面而有体系性的构架来重新梳理东北三省的文明轨迹,确认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认识深度。在这种创作理想的驱动下,她自觉地选择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宏阔的历史事件和文化遗迹。从远古时期的辽西红山古文化遗址、鲜卑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东北少数民族生存方式和文化古迹,到瑷珲、旅顺、沈阳、哈尔滨、大连、集安等文化名城中所遭受的一些历史劫难,都成为她极力叙写的对象。作者站在明确的现代立场上,以历史寻访者的身份积极地介入到种种历史事件之中,以叩问的方式启开沉重的历史之门,以演绎的方式再现历史时空中的人与事,以反诘的方式重新认定历史的意义,藉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敏感而又富于追思的个体生命在与具体的历史相遇之后的发现和思考。
  在这种历史叙述过程中,素素常常直接将一些历史事件还原到具体的人的生命形态中,通过对历史事件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和个性把握、理解以及分析,来衍说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和判断。在《空巢》中,她从张大帅府奇特的建筑形式中,直接追问它的当年主人张作霖奇特的生存状态。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在东北几乎将各种势力操纵于自己的手中,即使是日本人也不例外,可是当他雄心勃勃地向中原权力的巅峰攀援时,生命便进入失控状态。由此,作者得出他的悲剧就在于他的贪婪,而这种贪婪正是土匪的本质。从张作霖身上,作者看到了东北特有的土匪文化,“他让东北有了一个独特的土匪时代,他使东北的土匪具有地域的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上的体认在《黑颜色》中也有同样的表述。《黑颜色》通过对东北巨匪座山雕生存老巢夹皮沟的考察和衍说,从生存环境和历史沿革中对土匪再一次进行了文化分析 多次的战争灾难,大量的关外移民,外忧与内患挤逼,构成了东北盛产土匪这一“宿命”的历史。《老沟》由一条河写到河中的金子,又由金子而写到淘金者的生存状态,以及盯着淘金者手中金子一些女人的命运际遇。这使我们看到一条由老沟为人性画出的怪圈:中心是金子,一批又一批男人和女人都带着同样的梦想围绕着这条老沟旋转,直到最后都葬身于老沟那荒凉的山坡上。《移民者的歌谣》由东北的“二人转”写到移民张代五家,又由张代五家延伸到整个东北的移民身世,并从这种移民者的歌谣中体味到无家可归的悲凉,“二人转是乡土的,但它是失去乡土之后获得乡土。”《女人的秋千》则以朝鲜族的秋千叙述了这种民族的女性生活,并从这种生活方式中体悟到某种女性生命的浪漫特质和纤柔的韵致,“女人在秋千上放纵情感,张扬生命之尊,其实是对旧有的超越和背叛……当秋千将矜持的女人托起,她们便风情万种,用身体触摸风,触摸云,触摸无限和空,于是发现了生命最原始的秘密。”这种将历史投置到具体的当事人中,变直击事件为直击生命,化历史复述为人性质疑的写作策略,无疑让历史变得更为感性 ,更为具象,也更为真切。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宏大历史事件都可以化解到具体的个人生命中,因为很多宏大历史事件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性的历史积淀物。譬如瑷珲的命运,旅顺口的命运,长城的命运,北大荒的命运,几乎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风云。而且它们早已为公众所熟知,并在史学上具有了特定的价值定位。面对这些历史的存在,回避它们又会使“独语东北”失去某种体系上的完整性,直面它们又极易蹈入复述历史的旧辙 ,所以素素试图从质疑和反诘入手,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包括知识储备和思考能力)对它们进行个人化的修正。应该说,这样的修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体现一个作家对历史的洞穿能力、反思能力和她的精神深度的重要表征。在《永远的关外》中,作者选择“长城”这个将东北与中原隔离成关内关外的独特界线,通过对长城的历史性追述,尤其是对东北一带的长城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作用的质疑,从而认定“长城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的掩体,精神的盔甲”,这种思索无疑颇有深度。《追问大荒》借助大量的历史知识,沿着北大荒的历史源头一直写到知青的到来,从流放者和移民者在北大荒历史上的作用开始反思北大荒这块神奇的土地里上演的种种历史劫难,并质疑北大荒被开发的后果,以及它所承受的历史苦难和将要承受的自然灾难。这种认识在今天还不多见。《乡愁》以一个寻访者的视角写了当今鄂伦春人的生活环境,然而在这个并非狩猎的季节却找不到一位鄂伦春的男人,看不到一个鄂伦春的猎手,由此作者联想到这个属于森林和大山的民族,他们那种内在的野性本质,他们那种无法摆脱对山岭怀念的愁绪,“依然野性的猎人啊,此刻你们在哪条河边思念你的山岭呢”?这种质疑和追问,以一种哀婉的方式触及到了人类生命本质中的某种皈依方式和恋乡情结。无
  《绝唱》通过对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察,尤其是对一些出土文物的描述,以一种还原生命的法则在充分的想象中表达了女性在文明源头的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历史修正让人感到有点虚蹈,如“只有母性,才会把那么久远的美丽完好地庇护到现在。只有辽西,才会哺育出这样一位妩媚鲜润的女神”。此类的叙述显然有点缺乏逻辑依据,但全文的确对红山文化有一种别样的理解和发现。
  其实,个人对历史的修正是极为艰难的,也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面对那些带着强大思维定势和公众记忆的宏大事件,要有所发现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独语东北》必然会暴露出一些对历史反诘的简单和不足。譬如《笔直的阴影》对旅顺口历史劫难的叙述,尽管作者精心地选择了“白玉山塔”这个由日本人为纪念阵亡的入侵者而建造的历史见证物和“万忠墓”这个纪念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的历史遗迹,并且通过往返叙述不断地阐发今天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它们的态度,但仍然停留在一般观念上的认识;作者对战争的议论虽然动用了相当庞大的历史史实,并夹裹着浓烈的爱憎情感,而最终的叙述主旨依旧归于众所皆知的常理,即“不要屠杀”这类。这样,作者对历史的反诘愿望和她的思考结果形成了一定的距离,对历史事件的追击成了再次简单的复述,不同的只是作者带着更多的个人情绪而已。在《走进瑷珲》中,作者试图为瑷珲的历史悲剧找到更深更远的不幸根源,由此她说到了《尼布楚条约》,说到了成吉思汗,说到了康熙大帝等等,但她的叙述基本上都维系在既往史实的层面上,思索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内部,人性的内部,对这种悲剧进行文化学、生命学意义上的探讨,她似乎想从历史源头对瑷珲的悲剧进行新的修正,但又难以在更高的维度上获得发现。其实,像瑷珲的悲剧从近代以来,实在太多了,而我们的历史仅仅从耻辱和不平等上进行结算,即使说到原因也多是因为国家不强大、封建政府软弱无能而已,很少有从民族自身劣根性上进行分析。这篇文章也同样没能超越这种思维定势。此外,像《远方的墓地》、《煌煌祖宅》等篇章也都还存在着这类倾向。因为它们都面对着过于沉重的历史、过于宏大的事件,它们所负载的历史积淀实在太多,所透射的历史信息也极为复杂,它们甚至需要我们后来者要用一生去思索才能解开其中的诸多秘密。没有长时间的情感浸润,没有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解读历史的理论体系,没有广阔而扎实的文化学、民族学甚至人类学的一些知识支撑,我们很容易在历史自身的思维定势中迷失。
  当然,我这样说无疑是一种苛求。事实上,迷恋于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期望从这种宏大叙事中体现自己对历史的重新体认,展示一个作家作为精神劳作者面对历史、面对人类、面对劫难的质疑勇气与愿望,让写作重新回到良知与使命上来,回到道义与尊严上来,这是近期很多作家都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种写作姿态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极为可贵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在穿越历史长廊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步履,在追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尽管我们明白,要做到这样,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都十分困难。我们注意到,素素非常警惕自己的思想被历史所同化,她的内心深处非常清楚被同化的尴尬和危险,所以,面对那些她无法舍弃或者说绕不过去的宏大历史事件时,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旁征博引,以期获得有效的新鲜信息。但她的思维仍然更多地驻足于历史内部细微的真相。还原历史真相以及对真相的重新抒情,是她试图表达个人与历史之间新型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样,她的有些叙述就很难经得起理性的推敲。如《空巢》中对少帅张学良缘何发动西安事变的叙述,作者认为他是“为了能早早回家”(即重新回到东北地盘),“他的错,或许就在于他以孩子式的天真对待刀光剑影的政治”。这种判断无疑过于感性化了,也过于简单化了,让我无法信服。
  
  以一种历史的纵向追述展示东北的沉重与辉煌,以明确的对话方式表达自己对这块大地的认知与关爱,这是素素在《独语东北》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愿望。这种愿望不仅促动了她有意识地对东北的人文历史进进艰辛细致的亲历性寻访,还使她笔下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自我内心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就是说,在这种复述历史、还原东北千年文明与沧桑的过程中,她无法排遣个人情绪的强烈辐射。所以,在《独语东北》中,“独语”不只是体现在思想表述上,还体现在独特的情感抒写中。以创作主体的感情变化激活历史的叙述,用情绪化的话语来辅助思想的表达,这在《独语东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话语策略使素素的内心活动获得了多向度的展示,为她那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也使她的历史叙述更显出女性特有的灵性质地。应该说,从严格的审美内蕴上来审度,素素的这些散文在反诘历史的思想表达上并不具备很强的优势,但它之所以给人一种阅读上的感染力,并时时引起人们内心的震动,关键在于她始终以一种特有的情感笼罩着整个叙述话语,使她笔下的历史以片断的方式夹带着创作主体自身的很多灵性呈现出来。素素的这种情感取向,既包含了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眷恋和挚爱,又夹裹着某种历史的失意和怅惘,既体现出一种深情的体恤,又折射出某种婉转的对抗。可以这样说,《独语东北》以历史特有的厚重感使她获得了审美内蕴上的份量,又以复杂的情感渗透拥有了话语自身的亲和力。在我看来,这种复杂而纤柔的情感状态在《无家的肖红》中几乎得到了完整的表达。“在东北文学的原野中,如果没有肖红这一朵奇异的花开放着,将会是怎样的荒凉和空寂”,素素以她对历史的准确把握,首先将肖红放置在应有的文化语境里,然后动用自己全部的体恤之情来覆盖肖红的命运历程。她将肖红当作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一直在等她归来,且在心里无数次为她伤感”。这里,作者有意撇开有关肖红身世的完整叙述,而只着力于表现肖红在东北故土上不幸的生存片段,以疼痛的语调再现肖红被尘世抛来抛去的疼痛感受,用心灵叙事的方式不断地逼近肖红内心的孤独、感伤以及对爱的绝望与无助,表现她怎样的一步步逃亡现实,以流浪的方式寻找自己内心的家园,最后落寞地早夭于异乡,“可怜的肖红,她永远地做流浪者了,她真的是没有家了。即使这世上有一个地方叫肖红故居,肖红也不会走进去了。”肖红对东北的缱绻与决绝的情感,实质上也折射了素素对东北的情感取向。《永远的关外》同样也体现出这样一种情感状态。作者一方面叙述着长城的历史沿革,一方面又从长城的历史作用以及东北与中原之间微妙关系的衍说中,表达出自己“爱中原更爱东北”的极为稠密的意绪。在《白夜之约》中,历史已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作者完全是通过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来完成对那个北极村童话世界的世俗表现。它的物质化、世俗化以及表现欲,都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早已远离了童话的意境。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体现了作者对欲望化现实的感伤和悲悯。
  勿庸讳言,素素的这种话语策略与余秋雨的写作方式非常相似。从情感基调上看,他们都侧重于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自觉恪守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操守。从价值取向上看,他们都认同于大众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坚持地域文化自身的优越感。这种话语策略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成功地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大众的接受心理,使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但是,过于浓烈的情感遮蔽,不仅会导致叙述话语的抒情基调过于高蹈,形成叙述对象与情感反应之间的不协调,也会影响创作主体的思想有效而尖锐地触及历史内部,制约了作者自身的思考力度。在《走进瑷珲》中,素素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情感基调,即知识分子的良知情怀和传统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思想。“瑷珲的悲哀,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站在这种高蹈的情感立场上,素素自然而然地动用了大量的体恤性话语对瑷珲的历史劫难进行了复述,以公众普遍愿意接受的观念重新串接历史的不幸,很难看到作者对这种民族悲剧的深刻洞悉。也就是说,作者试图以一种情绪化的话语感染力来取代思考力量的不足,以大众乐于接受的价值立场来遮掩创作主体与历史对峙过程中的智性孱弱。它的意义仅在于,为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悲剧现象找到了一条可以延伸的线索,而对于这种悲剧产生的真正根源,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中所导致的巨大影响并没有更尖锐、更深邃的发现。类似的情形在《笔直的阴影》、《最后的山》、《绿色稀薄》以及《煌煌祖宅》等篇章中也都存在。它们体现出来的情感倾向是:对历史的深切感伤,对现实的强烈忧患,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爱恨交织,对民族主义的明确偏爱。它们的叙述节奏是道德- 情感- 历史,从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标准出发(即忧患意识和民族主义),选择可以有效激起公众情感共鸣的情绪性话语(即体恤的、感伤的、怅惘的语调),对历史的宏大事件进行回顾与再现。这种过于高蹈的价值立场与过于浓烈的情绪辐射,无疑使话语容易失去个人情感的有效控制,影响叙述对作者智性能力的充分展示。
  
  就我个人的审美兴趣而言,我更喜欢素素那些带有自身亲历性体验的作品,像《看球》、《留在江边的故事》、《火炕》、《烟的童话》、《纵酒地带》以及《与鹤共舞》等等。这些作品同样显示出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质色,折射出这块土地上普通平民特有的生存状态,以及作者对这种生存状态的独到体验和感悟。《看球》以自己的看球经历,写出了大连人对万达队的特殊情感,并由此“爱屋及乌”使整个大连对足球产生了无法理喻的痴迷状态。而这种普遍性的、对足球失去理性的挚爱和狂热,恐怕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找到。《火炕》从对东北乡村各种火炕的叙述中,着力展示这种火炕在地域文化中的某些内涵,譬如等级森严的男权观念,长期依赖于火炕而形成的东北男人的某些惰性心理,“火炕在解救人类的同时,又与寒冷一起阴谋,将人类的精神捆绑得苟且卑琐”,尽管这种结论下得有点过于高拔和虚蹈,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感悟。《烟的童话》通过对东北的烟叶历史的考察,又以自已家中的种烟经历和当地的种种烟礼风俗,特别是对众多女性烟民的叙述,非常细腻地展示了这片土地上平民百姓的特有生存状态,既显示出某种特有的文化意味,又有着真切的生命感受。《留在江边的故事》通过一张老照片,写出了自己父母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夫妻之间、亲人之间生离死别的情感状态。它没有动用任何高蹈的话语,也没有进行任何刻意的渲染,只是在极为平实的叙述过程中,展示了一个东北女性平凡而又执著、无畏而又博大的爱。这种爱虽然刻骨铭心,却始终沉积在母亲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倾诉。作者通过平静的叙述话语使这种女性的内在精神获得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审美效果。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叙述因为远离了宏大的历史事件,远离了传统道德律令的制约,所以思想的表达更为自由和轻松,也更能接近于人的生命本质的展示;因为它们长期沉淀于作者的内心,是她生命记忆中无法遗忘的一部分,所以情感的抒发更为真切,在话语的节奏上也显得张弛有致;因为它们大多都是以一种地域文化的方式存在着,所以作者选择它们来作文章,实际上也是对东北民间文化的一种有效表达,甚至更显出其原生性和生动性,更带有历史的普遍性。作者在选择的过程中,就体现了她对东北地域文化的某种认识和思考。
  我常常想,任何个人与历史的相遇,更多的时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谓“可遇”,即指某个历史事件只有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境域中,才能真正地切入到个体生命的灵魂中,只有当它与你的命运以及生存际遇形成特殊的同构关系时,才能在你的思想中永恒地盘踞,并时刻与你的理念、价值取向以及内心活动产生对话、碰撞,而不是仅仅以记忆的方式偶尔地再现于脑海。作为任何一个后来者的个体生命,如果带着明确的使命意识或审美目标去一味地“苛求”历史,往往会导致个人情感与历史史实之间的脱节,个体思想难以真正地进入历史内部,难以发掘出历史事件中的某种本质,所谓的个人发现与历史的公众记忆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叠。事实上,这种情形在当下一些“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者中,仍普遍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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