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19日11:00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经过了重大修改的第二版话剧《长恨歌》已于10月17日始公开演出,由王安忆亲自操刀编剧的《金锁记》(张爱玲原作)据说已完成了第二稿,而她最新一部长篇小说《桃之夭夭》也于前不久面世。今年,对于王安忆来说,是丰收的一年。
  记者对百忙之中的王安忆进行了专访,由于她强调自己的主业还是写小说,话剧只是客串一下,所以我们的话题还是从她的新长篇开始……
  在《收获》第5期上刊登了王安忆于今年7月才完成的长篇小说《桃之夭夭》,名字取自《诗经》,形容健康美丽的少女,王安忆借此比附的就是主人公郁晓秋了。
  有意思的是,小说每一章都以一句描写花的古诗为题,比如“一枝梨花春带雨”、“新剥珍珠豆蔻仁”、“千朵万朵压枝低”等等,独具匠心。王安忆说,这些都是她用心翻书找出来的。如果把原诗一首首调出来看,会发现与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是相吻合的。
  王安忆是注重细节的,不仅体现在章目标题的设计,更体现在对人物背景和情节的安排上。比如,“本来想把女主角郁晓秋安排成与我同一年生,这样可能会更容易写。不过我仔细排了一下,她必须要早一年1953年出生,否则整个背景就有漏洞了”。王安忆说,“有一些史料性的东西必须落实好,其余的细节就靠想像了。”
  王安忆把女主角安排成一个私生女,因为“50年代初私生孩子其实很多,完全是正常家庭旁生枝节,是保守环境之下的出轨”。这个看似私生其实仍旧拥有家庭的女孩,又是一个上海弄堂女的典型,王安忆在描写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她的偏爱。
  她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女孩太普通,但我个人是对于她寄予希望的。她是在一种粗鲁的爱中成长的女孩,我想把她塑造成‘市井观音’,救人救己。其实家庭中看不起她的哥哥姐姐,过得还不如她,她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可以救自己,最后还救了别人,当然这种救赎都是不自觉的。”
  对于新作的外部反应,王安忆显得并不在意,“我负责的只是把东西写好,至于能激起什么反响,这并不需要我来负责。我个人还是满意的,每个作品的容积量不同,对于《桃之夭夭》,我感觉已经把它充满了,但又不溢出。不存在外界说的‘琐碎’,整个作品还是比较紧凑的。”
  或许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吻合,王安忆特别钟情于描写50年代生的人物,发生在50年代的故事,而且每每写到这一段时特别得心应手。王安忆承认“不仅熟悉这一代人,也熟悉他们的生活背景,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也了解他们的道德观,这提供了我准确想像的空间。”
  "80年代与现在是那么不同,10年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世界变得这么不真实,我觉得那时候才是真实的,而且是具有美学意义的。”王安忆强调说。其实,即使在《长恨歌》里,80年代那一段,也是王安忆最着心力的,可惜大多数人都只在意那“上海小姐”的繁华旧梦,并没有体会到王安忆的苦心。最用心的地方,旁人往往看不出来,这也使王安忆觉得颇为无奈。
  “《长恨歌》里描写的老上海其实是引子,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基本上靠想像。我所关心的真正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她与老克勒的感情才是我想重点描写的。”关锦鹏在与王安忆谈《长恨歌》的电影改编时,希望把重点放在王绮瑶和李主任的那一段,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王安忆执著于王绮瑶在80年代的生活。话剧《长恨歌》第一版演出后,王安忆也对第三幕(80年代)意见最大,觉得乱哄哄的,整个线索没有交代清楚,逻辑有问题。
  “人们对80年代没有兴趣”,王安忆说,“好像离现在太近了,其实完全不同。对80年代的理解有两个误区,一个是把它等同于改革开放之前,另一个是以为它和今天差不多。”或许前一次《长恨歌》第三幕,演员就犯了把它等同于21世纪的毛病。谈起王安忆往往把80年代的爱情写得很节制,她说,“惊涛骇浪是假象,那个时代给人的感觉是有很多铺垫,而今天的爱情非常急迫。当时由于青年人对性别的不了解,所以表现出来的爱量不大,而过程长,是一种节约的微妙的爱,很多细节看上去都无关爱情,其实都是爱情。应该说今天大多数人还是这么生活和谈情说爱的,可是一般人眼中已经没有这样的审美价值了,而需要惊世骇俗。”
  对于把她的名字与写上海联系起来,王安忆非常反感。“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两条线并重的,一条是‘寻根’文学,一条是关于上海弄堂里的故事。80年代的时候,上海不是话题,于是大家只看到我‘寻根’的那部分作品;现在上海成为话题,弄堂被关注了,于是大家只注意我写的上海弄堂,把另一部分又忽略了。”其实这也为写于1994,1995年的《长恨歌》为什么红在2000年后标明了注脚。
  王安忆认为她的一些小说把上海弄堂作为背景,只是因为自己就是弄堂里长大的,从个人经验来说,这是她最了解的阶层。而且几年前搬进公寓房以后,就发现生活的审美性差了好多,还是弄堂故事最有意思。但是,“我没有必要对上海发言,描绘上海精神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小说。”
  谈起其他一些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家,如陈丹燕、程乃珊、素素等,王安忆说,“真正持之以恒一直描写上海故事的作家是程乃珊,相对来说她写的上海故事也最扎实。而我的个人特色体现在文学上,不在对某个地方的描绘上。上海只是我写作某类故事的背景和舞台。”
  或许已经被媒体频频让她谈“上海”的要求所激怒,王安忆抱怨“言论不自由”,自己的话经常被左右和歪曲。“现在是媒体、市场的霸权,我觉得作家似乎又回到了代言的角色,只是这次不是政治的需要,而是市场的要求。”
  (钱亦蕉《新民周刊》2003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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