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伟 承担一个作家的责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19日15:00   《中国文化报》续鸿明)

  在我的视野里,柳建伟是一位聪敏、勤奋、善于宏大叙事而且高产的小说家,能够熟练地处理各种重大题材,同时在作品中巧妙地奏响主旋律。他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在当下文坛堪称独步。借着其新作《SARS危机》出版之际,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SARS危机》:抵抗遗忘之作
  □电影《惊涛骇浪》是由你自己编剧的,听说公映之初即遭遇SARS,情况是怎样的呢?
  ■《惊涛骇浪》是借鉴欧美灾难题材电影所做的一次尝试。这部片子今年3月份公映,后来遇到非典,受到一些影响。中央领导看过这个片子,认为不错。在万众一心抗非典的情形下,今年五六月间,这部片子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了4次。所以,很多观众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片子的。
  □最近看到你的一部新的长篇——《SARS危机》。在SARS似乎已成为过去、人们不愿再回首那段恐慌日子的眼下,你出版这部小说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SARS危机》是我的一部抵抗遗忘之作,我们应该抵抗我们爱遗忘的恶习。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在这场危机中,应该及时地站起来、走出来,承担起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这场SARS危机中,作家属于一个职业特殊的群体。如果作家在这场危机中只要求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他首先应该反省的问题是:我的职业操守是不是出了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作家如果采取的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他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因为SARS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呼吸才能活着,对SARS危机冷漠以对,实质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作家应该负起作家这个职业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应负起的责任。观察是必要的,阅读是必要的,思考也是必要的。但对于作家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远远不够。他必须拿起笔,进行战斗。他必须通过观察和思考,看到危机深层,并通过文字,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他必须分清SARS危机中,哪些是凶险,哪些是机会。他必须看出SARS之所以在中国肆虐的深层原因。他必须用文字做成的警钟,提醒人们“悲剧常常重演”这种危险的存在。他必须为这段非常的历史,留下一部部能够在日后抚慰民众心灵的书。总而言之,在SARS危机中,作家——中国作家要用笔写出危机中的中国更深层的生存境况,并描画出那个可以让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用尊严、良心、荣誉、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铸成的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我认为中国作家在SARS危机中必须的担承。
  □你的写作速度惊人,在很短的两个月内,就完成了这部26万字的长篇小说。据说,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对你能否在两个月内写成这部小说持有异议。是这样吗?
  ■我是相信“文章合为时而着”的。此前,北京、上海、江苏、江西、四川等地的《文艺报》、《文学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江西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全国100多家媒体报道过我创作这部《SARS危机》的情况,《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还发了署名文章对我能否在两个月内写出这部作品提出过质疑,为此,“人民网”还开展了“母鸡还没有下蛋前是否有权力咯咯叫几声”的讨论。我把这些善意的关注,当做我的必需的营养加以吸收了。这个“蛋”,在60天之内下出来了。我也希望吃过这个蛋的读者朋友,评价评价这枚蛋的优劣,尤其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便我今后下的蛋模样更好些、营养价值更高些。文学作品有审美属性,也有实用属性,伟大的杰作都是这两种属性按黄金分割原则杂糅一起的作品。我认为《SARS危机》的实用属性可以优先考虑,于是就发起了这场速战速决的战役。战役的得失,就交由读者投票评判吧。如能有51%的读者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写SARS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你的《SARS危机》封面上有一行字——“这是一部中国版《鼠疫》”。不用说,加谬的《鼠疫》是灾难文学的经典。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作家和作品深入探索灾难、瘟疫的经验,“我们的作家常常是在遗忘的白纸上写作,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凭依,没有任何传统可供接续、阐扬、修正和反驳”(李敬泽语)。《SARS危机》在人物、情节和思想力度方面,肯定存在粗疏、欠缺。你怎么看《鼠疫》?
  ■《鼠疫》表面上写的是一座小城经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实际上写的是作者那慑于法西斯的淫威已经投降了两年的苦难的祖国法兰西。
  在SARS危机中,我应该担承一个作家必须担承的责任,于是,我放下正在创作的《大明悲歌》,冒着体力严重透支可能给我的后半生造成损害的危险,在短短的时间内,义无反顾地写下了这部《SARS危机》。现在来看,小说的后半部分文学性差,本来应该写得更好一些。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即使《SARS危机》仅仅作为一部备忘录,记录下我们在那个非常时期的境遇,我写这本书就值得。
  获奖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可以简要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吗?
  ■我是城市户口,出生在农村,一直在那儿长到13岁。1979年参加高考,是新三届。1983年毕业,分到一个技术部队,伺候了一年大型计算器。后来当过文化干事等。1991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后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了研究生。现在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
  □你原先是学工的,后来专事写作,是什么促使你成为一个作家的?
  ■最主要的是兴趣使然。选择哪样的人生道路和自己的性格、经历有很大关系。
  我这个人爱湎想,不太会处理周围的关系。幼小时在农村,由于有城市户口,农村是一个弱势的地域,在那种环境下成长,常常受到歧视。我的童年是孤独的、忧郁的。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个英模报告团来学校做报告,其中一位是设计计算器的,他讲了一个小时,绝大多数时间不是讲设计,而是讲怎样跑项目,找了哪些人,跟周围的人如何搞关系等等,当时我听得吓坏了。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我不善于和人交往,心想这样的性格肯定不能从事计算器设计。那时我对文学很感兴趣。一年级下半学期,也就是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第五期,刊登了潘晓的一封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文章首次提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个性解放的概念,引发了一次大讨论。我们学校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对我的人生选择有很大触动。想转系转不成。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想来想去认为写作比较适合我。只要读书,勤于观察生活,只要一枝笔、一些纸和一张桌子,就可以。
  大学时代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我喜欢一个女同学,一冲动写了一封恋爱信,人家拒绝了。当时觉得全世界都知道我打了个败仗。青春年少,想证明一件东西给那个女孩看,在这种虚荣心和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激励下,我开始了最初的写作。
  □当时哪些书对你影响较大?
  ■对我有影响的书很多。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副题为“美国1932-1972”,这是对我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书。它教会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我看了一些中国的史书,比如《史记》,它是以本纪、列传作为主干,贯穿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史学观。而曼彻斯特的历史观更现代,我们史书里不被重视的东西在《光荣与梦想》里非常重视。在大学里接触的许多理论,对我现在和未来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最近看到一篇题为《军事题材创作面临危机》的报道,对于近年来的军事题材创作,你持什么样的看法?
  ■认为军事题材越来越糟了,说“军事题材创作面临危机”,这是不大负责任的说法。在这二三十年间,有没有出现大家认可的好作品呢?有。应该看到,文化多元了,评判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90年代的长篇小说在艺术成就上肯定超过了80年代,这个看法在具体作品可以得到验证。你能说《我的太阳》、《英雄无语》、《我在天堂等你》不如《皖南事变》、《日出》吗?不顾事实,空谈危机,没有多大意义。
  目前的媒体提出现象多,分析问题少。一些报道和书评不是建构式的,而是感受式的,仅仅作现象的描述,这是不准确的。
  现在是军事题材创作爆发的前夜,诞生《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杰作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因为很多史料都解密了,创作手法也学会了,只等著作家付诸实践。
  □你获得过“五个一工程”、飞天奖等许多奖项,现在已经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青年作家,荣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奖,还是读者投票的奖,或者专家评选的奖,都是对作家的一种激励。我绝对不把奖看成一种包袱,这些奖实际上在向我提出一个个要求,这里面有一种标高,为下一步的创作增加了难度。
  时间是检验一部作品的最终的尺度。得了这个奖,不一定就最好;不得这个奖,也不能说明差。像《北方城郭》获得的奖项很少,《突出重围》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等,在我的心目中,前者的分量不一定就比后者轻。
  我在意读者和观众的看法,在意这些奖项,重视它们带给我的激励作用,给我的创作提出的新的标高。我要多锻炼,争取跳得更高。
  不要小看电视连续剧
  □南阳地区出了一个作家群体,像二月河、周大新等,在文坛可谓独树一帜。
  ■南阳实际是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南阳自古以来属中原,从水系上讲是长江水系、淮河流域,也有个别的河流入黄河;楚文化对南阳有影响;秦岭的余脉包围了南阳盆地,商洛文化也有影响,更多地影响到人的性情。这种文化背景使南阳成为一个独特的地方,乱世出盗贼,盛世出文人。越是地域的,越是世界的。文学也是这样。
  □最近在写什么呢?
  ■正在写一个40集的历史剧《大明悲歌》,从嘉靖末年到万历二十二年左右,国家积贫积弱,改革的呼声四起,出了张居正等一批能臣,史称“万历中兴”。改革到了深层,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皇帝被压制太久,心理也产生变化,于是放弃改革之路。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现实意义。以后会重新写成一个小说。
  我国的“神舟”飞船上天后,有关部门拟拍一部电影,暂名《神舟》。现在我已写了一个提纲,想以好莱坞大片的方式写出来。
  我一直酝酿写“大上海三部曲”,原打算今年在那里生活两三个月,因为SARS,只好等到明年上半年再去。我觉得,想从文化上认识中国,2000年前的看西安,800年前的看北京,过去100年看香港,过去30年看深圳,未来100年则要看上海。上海昭示着中国的发展方向。
  □你的小说不少被拍成电视剧或电影,而且你自己常常出任编剧,写剧本对你写小说有没有负面影响?
  ■在我看来,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都是大型的文学体裁,两者有巨大的差异,也有本质上的相通。文学是人学,电影是人学,戏剧也是人学。
  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在结构上有一致性,在接受上也有相似性。如果把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弄清楚,应该不会有负面的影响。我曾认认真真研究过两者的区别,力求使写剧本对我的小说创作不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是,如果小看剧本的写作,就会有影响。不要以为剧本是小说的边边角角。
  电影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要么改编自文学名著,要么由作家直接担任编剧。其实,伯格曼等电影大师都是一流的作家,只不过他们不是在用笔写作。如果他们从事写作,肯定也是一流的作家。
  □一些人认为电视连续剧就是肥皂剧,嗤之以鼻。你现在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内行了,你的看法呢?
  ■中国的电视剧由于种种原因,从艺术性的成熟程度来说,远远超过欧美。我们的电影太不景气了,话剧、舞台剧也不景气,这不光是因为剧院少、影院少,关键是中国没有看电影、看话剧的传统,去电影院、剧场的习惯没有培养出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这20多年里,我们已经形成了看电视剧的习惯。一些人说电视剧是垃圾,这是偏见。
  巨大的市场一定会催生优秀之作,比如,《大明宫词》这样艺术性很强的大型历史剧,《英雄无悔》这样反映重大题材的连续剧。而在欧美,看电视的非常少,电视剧生产不发达,有的不过是一些以轻喜剧的方式搞笑的肥皂剧。
  我的《突出重围》拍成连续剧后,从2000年元月至今,已经在各地电视台播出七八十次了。粗略统计,至少有4亿人次看过这部电视剧。这是纸质书没法比的。现在我的作品普及程度高了,而且和读者、观众沟通的渠道也多了。
  最近,陈凯歌也来拍电视剧了。我相信,再过10年,有一流的作家、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的参与,中国的电视剧会迎来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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