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中,文学的共和国的梦想--评《地牯的屋·树·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12日13:00   宜春 作者:刘 密

  她的名字叫《地牯的屋·树·河》。
  使我感到极大兴味的,是她乃为一篇尝试之作。一切行动的开始就是尝试--云霞散绮于山水之间,而雁阵惊寒,渔舟唱晚,是社会与自然默契的预习。人类或飞船凌空,遨游太虚;或空想乌托邦,玄思万年之后,也是必然王国解体前精妙的模拟。我想,开风气之先,先他人之作而作,尝试虽未必尽善,亦已足矣。但且慢:
  地牯是一个旧时代未觉悟的农民,战争的炮声惊扰了乡村的沉静,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地牯的社会地位。侵略者的暴行导致了他的反抗意识--他领导了一场抵抗运动,并以惊人的胆魄杀死了一个日本兵。他自己终于也死了,同着那个已经死去的时代一道,带着那仅有的、也是最可宝贵的反抗意识。在三、四十年代的赣中土地上,在国统区片面抗战路线的笼罩下,也许只能如此而已。但是,更多的意义却是关于这个人物的性质或色彩。尘灰见斑的古旧乡风,掺和着朦胧的追忆,与谙淡又浓烈的个性,与神秘的古樟和苍老的宗族,孕育了这个民间传说般的生活故事,也引起了人类特有的迷惘与疑问。那些属于智者,属于稚童,甚至也属于愚妄者的驳难。
  当代柔弱而多情的文学之气,曾勾动过诸多的忧虑。不过,甚至来不及作更多的反思,突然降临的观念和改革,突如其来的涌进与逐出,像伟大的社会革命到来时那样的激情,那样的胸襟,那样的眼光,猛然(不是慢慢地、细碎地、无力地)把当代文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制高点,使深远的历史意趣与醇厚的现实韵味推出了成群的、成集团的“你”、“我”、“他”--读者社会面临的最大的精神贫困乃是,复杂、丰繁的人物杰构,多半只能相对于简单的盘诘。恐怕地牯也不能摆脱令人如此艳羡的“厄运”。
  是的,不能以旧的评介思维来对《地牯的屋·树·河》作苛刻的检测,那样也许会坠入陈腐。她确无人为的政治氛围的渲染,主人公也缺乏代表那个时代精神主流的革命品格。环境与人物是极其原始、自然的田园式的,如地牯所唱:
  红番薯,茶壳火,
  除了皇帝就算我……
  隽永的乡村风俗,消融着小农经济的狭隘、自满的心理,呈现出一派浑浑噩噩的混浊气象。她深含独有的、娓娓叙旧的诙谐感,深入心理剔缕的遒劲中;而简括与细密的大面积推移,又是在性格成长或成熟的刹那间完成的。没有明媚的照射,也无阴暗的凝结,大多执著于有意无意之间,有油画的浓郁,白描的素淡。地牯的生态环境是无容置疑的,家庭的破败,养成了他的懒散与执拗。那些滑稽的举动,掺杂在不无夸张、迹近于无赖的情爱故事中,显得喜剧味十足。生活逼迫他浪迹四方,见多识广。但是,一个毫无自觉意识的无业游民,一个身无分文的破落户子弟,一个有几分无赖气和滑稽气的穷光棍,最后竟成为了宗族的、或说是群众的领袖人物。可谓挥手一呼,应者云集。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趣的是小说心理和动作的描写。在突然闯至的日本兵面前,地牯恐惧得以瘫软,束手无策。敌人的暴行使他愤慨了(固然也挟带着玩世不恭的、戏谑态度般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内),也使他沉默了。灭火,蜷缩于古樟盗枪,组织老亻表伏击日本兵……人们对他另眼相看了,默认他是残酷报复的领导人,乃至崇拜他、赞颂他。险恶的抗战环境,使地牯抛弃了游民的流氓习气,固有的拗烈闪出崭新的光泽。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颇富说服力的,决定的因素是行动,是受到冲击和强烈刺激的人物心理。农民看重事实。地牯的勇敢,胆识,终于取得了信任。他的威望树立起来了。地牯是成功的。当然,他的反抗是旧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的行动,必然充满着旧中国的全部色彩。报复是残酷的,但地牯又是善良的。当愤怒的农民用四齿耙锄死捆在麻袋中的敌人时,地牯叫道:
  咯些日本兵理该天收,炮打油煎都不冤枉。老班人哇,孪心子都是肉长个。念它也是人投胎,有崽女也有娘爷,且放它个完尸转东洋……
  这就满溢着旧中国乡下佬的伦理和道德气味。但是他自己仍然亲手劈开了一个日本兵的脑袋。人道与残酷,对立,又统一了。地牯的两极心理是他人格质变的最好注脚。人物与小说的深邃就恰好敞开在这里。第一,环境改造人,存在决定意识。如无战乱,地牯终其一生也许只能在浪荡、吹牛、无聊、沉闷的生涯中增添些老炼或狡黠罢了,何谈群众领袖之美称。暴行扭曲了心理的平衡线;血与火的战争,重组人性因素的排列。地牯是这样走到人生的舞台的前列。历史事件左右了他的个性的发展,激荡的心灵折射出人性的丑与美,并在战火洗礼中冲刷了旧意识的污垢,吸收了英雄主义的新素质。第二,人性并不尚恶,人民是善良的。但敌人施之以残暴,则人民必将报之以同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天经地义。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说教是行不通的,人性本质乃是社会、阶级、民族诸关系的集中反映。千古以往,始终如此。第三,通过地牯及其特殊环境的艺术处理,非正义的战争被谴责了。它摧残、毁灭人性,是该诅咒的。同时,通过对非正义战争的对抗,也歌颂了人类生活或民族生活中的英雄主义,催发出人性深处的浩然之气。
  我有意把这篇小说的内涵引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即人对战争的态度。战争对人的扬弃。这不仅仅是地区和民族的,更是世界的。二次大战后文学中的沉思、追寻,可资借鉴。以今天这样开放的目光,这样磅礴的宏观气度,去审视那样的区域性的闭塞的环境,那样浊闷、古朴的人物(均不指解放区战场),是很有意义的。为此,或许能够把作者的题旨摸索得更为清楚些,也为作品中隐伏的更为执著的信念,辟出一块深耕细耘的田地。
  地牯形象的竖立是颇费心机的。显著的是民族传统手法的继承。开篇的介绍、渲染与结尾的引伸、神奇,很有当今通俗小说大师的韵味和笔法。绘声绘色,颇能引入胜境。落俗处亦不能免。所谓通俗,就不能不落俗吧。因此,即或是纯粹西洋式的细部描绘时,嘲弄般的幽默与调侃,仍不能不具有民族的超脱、含蓄的微笑。令人神往,也令人困惑的是大量方言的使用。作者不乏美文写作的才能,何故又苦至于如此呢?刻意的挖掘使人目瞪口呆,赣中方言盛行一时。动词趔、有、发始等,形容词墨古打黑,眼白如瓷,涩牙板齿等。俚语如摸到桩蒿洗澡,老鼠嘴巴虾公背,除了骨头就是皮之类。有前所未见之感。固然方言一多,土气必大张,然细读之余,亦颇感赣中方言之节奏、韵律、乐感,念之铿然有致。于此才说得达·芬奇说过的话:谁能到泉源去汲水,谁就不会从水壶里取水喝。南方方言久为文学界所忌讳,赣方言尤甚。熟而遗忘,是可悲哀的事情。作者对赣中方言破格擢用,眼力深透,消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可取的。不能满意的是,如同方言的未尽熟练一样,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亦有匆促收取的端倪之存在。地牯是善良的,他杀了人,按照性格逻辑,却不至于即刻就恶心而呕吐起来,人道主义与残忍报复之间的对立,会引起某种矛盾与痛苦的。但以地牯这样一个浪荡不羁又有几分蛮气和邪气的人物,在复仇的愤怒中杀死仇敌,会出现这样的反应吗?
  然而,尝试带来的启示,毕竟比产生的问题更有价值。包蕴深长的雕塑,独辟蹊径的捭阖,使作者深隐的心机多有泄漏。是在作一阵急促的奔走,企图吸引后随的大风;是登至高处兀地一声大呼,希求在飘渺的远方,收获更为宏远的回音;是在被人遗忘的偌大山隅,掇拈艳美的山花,幻想风靡庭院的盆栽--无须作简单而徒劳的比喻,也不必就小说的老亻表味,作过多的首肯或过份的贬斥。真实的凭证在于事实:地牯这个文学中的新生婴儿,是两种范围、结构、色相完全不同的文化相交叉的产物。换言之,作者把握着一种总体性、综合性的思想认识,站在哲学伦理的世界观的高度上,鉴选了人文科学(为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现代科技等所构组的世界文化,并将其毫不犹豫地、颇具创见地与赣中的地方文化),与那些厚积薄发的原始习俗,那些宗族聚居、村落联盟的厚重风尚,那些土文明中的道德训戒、庄严或可笑的礼仪人情,那些无孔不入、四方洋溢的小农、小市民的人生哲学,作了一个巧妙的嫁接,一个雍容大度的交叉。尝试的实质即在此处,耕作于兹,风流于斯。有益的是,这不单是一个新的创作方式的试验,更重要的是预告了绚丽的前景的出现。赣中,这个逾千万人口的,拥有若干条长江支流、属付热带气候区的温和、潮湿、美丽的地方,会孕育出毫无愧色的文学典型、流派、思潮来么--现代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迭发奇想,蔚为新的哲学观。他正是站在这个世纪与那个世纪,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点上,完成了奇杰的使命的。试以两种文化交叉的方式来创造文学典型,也许文学中的维特根斯坦将出现很多。更可能,也更具体的是,赣中,也许会在当代文学广袤的土地上,建设起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共和国--这也许是作者的追求,一个彩色缤纷而永远不朽的梦想。

(原载《宜春》1986年第2期)

  注:刘密,文学硕士,江西省宜春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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