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回顾“玄幻事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01日08:51   中华读书报 陶东风
  “80后”一代的生长环境的突出特点恰恰就是理性对话和平等交往精神的严重缺乏,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部分“80后”不可能懂得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力,不可能懂得耐心倾听他人意见、平等理性和他人进行讨论交往的必要性。
  大约2006年6月初,我接到《中华读书报》电话,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玄幻小说评论的文章。我当时比较犹豫,因为我虽然听说过“玄幻小说”这个词,也知道有一个玄幻小说家萧鼎,但是老实说并不熟悉。最终却不过编辑的面子,还是答应了。文章粗稿写出来后,于2006年6月18日以《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为题在我自己的博客上先发布,6月21日,《中华读书报》正式发表了我的《玄幻文学:时代的犬儒主义》(后以“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修订版)”为题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人民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文章的重点不是一般地探讨玄幻文学的文体特征或美学特征,而是强调要结合“具体的中国现实”来研究玄幻文学。由于玄幻文学不但数量庞大而且每部都是洋洋数百万言,所以我不得已而以2005年度“新浪网”评选出的“最佳玄幻文学”的前三名《诛仙》、《小兵传奇》、《坏蛋是怎么炼成的》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玄幻文学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是它“专擅装神弄鬼”,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也可包括金庸小说)的主流遵守的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不轻言怪、力、乱、神。在中国的武侠主流中,真正修炼深厚的顶尖大师是不靠这些歪门邪道的。他们的武功建立在品德的基础上。这一点其实并非无关紧要,其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在传统武侠小说世界中,价值世界还是稳定的,邪不压正,歪门邪道最终成不了大器。从这里我提出了关乎玄幻文学命运的更根本的问题:许多玄幻文学的价值世界是混乱的、颠倒的,其中一些完全是为装神弄鬼而装神弄鬼,小说人物无论正反无一不热衷魔法妖道,以此来掩盖作者除装神弄鬼之外其他方面艺术才华的严重贫乏。笔者还指出,这个结论不仅得自《诛仙》等玄幻文学,电影等其他艺术领域同样都不乏价值混乱的装神弄鬼之作。可以说,“装神弄鬼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艺界的一个怪象”,是当今中国文坛价值世界混乱的表征。笔者以《小兵传奇》为例批评了其宣扬的大汉族种族主义和毫不隐瞒的、直率的权力崇拜;以《坏蛋是怎么炼成的》为例批评其对赤裸裸的强者为王、弱肉强食逻辑的认同和强烈的犬儒主义和“务实主义”倾向。
  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此文一发布即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北京娱乐信报》迅速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综合报道《教授博客狂批玄幻小说》,摘要发表了笔者文章的观点,同时发表了玄幻小说家、《异人傲世录》作者明寐的“反击”观点,他几乎全部否定了我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作出阐述。玄幻文学的争论拉开序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有相当多的媒体卷入了这个所谓“陶萧门事件”,其中包括《新京报》、《北京晚报》、《青年周末》、《南都周刊》等等,网站更是不计其数。也有不少批评家发表了对此事件的看法,但是真正形成交锋、具有学理性的文章并不多。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张颐武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玄幻:想像不可承受之轻》(2006年6月21日,后以同名在其博客上发表)和张柠在《新京报》发表的文章《不要往土豆上抹胡萝卜素》(2006年6月30日)。
  张颐武的文章非常准确地指出了玄幻文学的特点是“想像的不可承受之轻”,也就是说,“玄幻文学”没有“沉重感”,没有“强烈的感时忧国意识”,也没有“作为民族寓言的沉痛宣告”,没有“对于中国的反思和追问”,是“非常轻灵自如的片刻想像的产物”。但对于这些“轻盈想像”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80后”一代的“物质需求显得唾手可得”,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一代人”,因此他们在精神上会更加寻求“超现实”的体验和刺激。张颐武认为,这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民族个性。年轻人告别中国传统的悲情、滞重,不拘于时,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以乐观、积极的强者心态面向未来,总体上说是好事情,也是新中国发展的精神引擎。
  张柠首先批评我的批评是“错位”的,因为玄幻文学在他看来是“生产”而不是“创作”,是“商品”而不是“文学”,而我拿“文学”的标准去批评“商品”,就像指责“土豆”为什么不是“胡萝卜”。他进而指出,批评“土豆”是可以的,但是矛头不能指向“土豆”生产者,而是应该指向“土豆”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秘密、剩余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秘密”。正是“资本运作”将“玄幻文学”变成了“土豆”(消费娱乐的商品)。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土豆”是怎么样产生的!
  针对这两篇文章,我在2006年7月24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也谈“土豆”和“土豆”的生产机制》的文章进行回应。针对张颐武的“富裕时代产生玄幻”说,我补充说:“80后”一代在物质的意义上可能是富裕的,但在精神的意义上却是相当贫困。他们被集体性地剥夺了历史记忆和现实关怀。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物质消费主义畸形发展、同时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极度萎缩的时代。对他们的精神成长极度重要的当代中国历史在公共话语中淡出、扭曲乃至抹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本身就是“被架空的一代”。
  而针对张柠关于“错位”的批评,我回答:历史上拿“胡萝卜”(喻“文学”)的标准去批评“土豆”(喻“商品生产者”或“玄幻文学”的作者)的方法一直存在,比如阿多诺用经典音乐的标准去批评大众音乐就是。其次,我认为,分析“土豆”的产生原因也正是我涉足“玄幻文学”的原初动机和目的。但是我不认为生产“土豆”(玄幻文学)机制是所谓“商品”和“资本”,这个回答太笼统,几乎适合所有的“土豆”,因此也就不适合中国特色的“土豆”。在有关“玄幻文学”和“80后”一代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中,我反复强调:“玄幻文学”的研究价值不在其文本的审美特质,而在其社会学的认识价值。我关注“玄幻文学”,就是借此解剖“80后”一代的精神世界以及导致这个世界出现的后极权社会现实。我再次强调指出:“80后”一代的精神世界有很多让人忧虑的东西,他们沉浸在消费和娱乐的“极乐世界”中,对公共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只是希望在“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其实这个“地盘”小得可怜。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错,而是我们这个畸形的社会培养出了一代畸形的青少年。
  我最后指出,我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政治”,是每个主体的自由的实现,是对于超越于个人物质利益的集体公共事务的关注。但是,在今天,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核心的经济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公共政治关切,成为所谓“最大的政治”,大众消费热情空前高涨,普遍流行政治冷漠,人变成求温饱的、求满足生物本能冲动的群氓。今天,固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是在极度贫穷的意义上受制约于物质必然性,但是,如果“保护我们的生活,滋养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最高生活理想,那么,即使我们远远超越了温饱水平,我们的生活本质上仍受制于物质必然性;如果我们把消费自由当成惟一的或最高的自由,把物质幸福视作最大的幸福,而不再追求其他更加重要的自由与价值,甚至视之为“多余”、“幼稚”,我们的公共关切和政治责任与义务感就必然弱化。当以物质经济生活关切为核心的那套生命哲学只专注于生存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时,必然会把公民的责任与义务视作时间与精力的浪费。
  所谓“玄幻门事件”或“陶萧门事件”中值得一提的观点好像大致也就这些(我自己的数十个“答记者问”也在此略过)。但是最后我必须指出:与批评界的相对沉寂相比,网络上的匿名评论却呈现畸形“繁荣”的局面。仅笔者博客上针对笔者的评论就有逾五千条之多。我也不必讳言,这些匿名的评论相当部分属于“80后”一代的非理性谩骂和攻击(其恶毒和难听的程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我已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我既不会因此而关闭博客,也不会删一条跟帖。近日,在北京市文联召开的“2006北京文艺论坛”上,我分析了“80后”一代为什么喜欢谩骂的问题,指出:“80后”一代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严重缺乏是由他们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不是他们个人的过失,也不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天生特点,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个人。理解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不是人的天生禀赋,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特质,而是后天培育的结果。这里,个体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否能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育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土壤——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的家庭和学校,因为这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一个充满了民主和谐气氛、真诚交往愿望和平等对话精神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潜移默化地学会尊重他人权利和倾听他人声音,知道这是一种文明人的基本素质。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80后”一代的生长环境恰恰是最不利于理性对话精神和平等交往能力的培育的,这个环境严重缺乏的正是民主、诚信、平等、理性等等文明社会和文明人所必需的元素。我们知道,“80后”一代有一些很明显的代际特点:他们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活在应试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控制最残酷的时代,他们周围整个社会弥漫着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犬儒主义、政治冷漠和道德败坏。这些社会学参数对于理解他们为什么动辄破口大骂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中,“80后”一代虽然得到长辈——父母和教师的空前“关注”和“重视”,但这种“重视”是那么偏狭地集中在子女(学生)的学习成绩上,这种“关注”甚至显得极为霸道和无商量。与此同时,长辈们常常并不理解、甚至并不力求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代际隔阂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们在家庭和学校中都体会不到平等和民主,体会不到长辈对自己真实想法的耐心倾听和对自己权利的应有尊重。
  再看我们的社会大环境。人们一方面极度怀疑甚至完全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严重脱离实际的空话、假话、官话,但是在公开场合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重复并装作相信拥护这些空话、假话、官话。这种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使得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由此,“80后”养成了一种分裂的人格:表面的遵从和内心的拒绝——拒绝相信、拒绝接受、拒绝倾听和拒绝对话,这种拒绝是非理性的、破坏性的、情绪化的,是不加选择的和发泄性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对理性交往的可能性已经绝望,对自己被他人、特别是父母和老师们理解的可能性也已经绝望。由于在公开场合不能发泄自己内心的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不加选择的破坏欲,这种欲望常常被压抑;而一旦有机会就会加倍激烈和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网络的匿名特征恰好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发泄的机会和渠道。因此,不改变滋生非理性谩骂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培植理性交往精神和平等的对话能力所需要的社会文化土壤,不改变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他们必将继续谩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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