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郭沫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4年08月24日08:59   中华读书报 郭庶英

  纪念郭沫若110周年诞辰特约专稿  
  忆父亲郭沫若  
  女儿郭庶英深情怀念父亲郭沫若作为和平使者出访,不辞辛苦奉献  
  郭庶英
  
  
  今年(2002年)9月18日对外友协为纪念父亲诞辰110年,举办了一次座谈会。几位曾与父亲多次出国的老同志说:周总理表示过,我们有两个宝贝,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郭沫若,他们率团的影响是很大的,取得的胜利会更大。还时常叮嘱大家要照顾好二老。陈毅副总理也曾表示过:人民外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新中国外交的特别创造。


                                   ——郭庶英

  今年11月16日是父亲110周年诞辰。回忆父亲一生的奉献,我觉得父亲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世界上多数国家还不了解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父亲作为民间使者连续多次出席世界和平会议。他的演说很有感染力,他的义正词严、热情激昂,还有他的幽默和亲切,拉近了很多人和中国的距离。当时有的友人把他比喻成中国的“和平鸽”,我想这是出于人们对新中国的热爱,也出于人们对这位新中国和平使者的信赖。  
  约里奥?居里任主席 父亲任副主席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著名人士:科学家、作家、诗人、宗教人士等等,出面组织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有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爱伦堡,智利诗人聂鲁达,拉美作家阿拉贡等等,宗旨是团结热爱和平的人民,揭露好战分子的阴谋,阻止战争的再次爆发。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为大会特别速描了一只飞翔的和平鸽,献给大会,这只和平鸽成为了大会的会标。  
  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之前,父亲已经于3月29日率团数十人,赴巴黎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他在行前发表讲话:我们将团结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以坚强的斗志消灭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战争。还表示:将尽全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的声音。那时,交通还不方便,代表团4月11日才到莫斯科,7天后到达捷克首都布拉格。但是由于法国政府限制我国代表团入境,无法取得赴法签证,这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只得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  
  新中国的代表团到会,引起了与会各国人士的关注。“一会两地”开幕的大会上,父亲介绍了中国人民为保卫和平、反对煽动新的世界大战而与帝国主义所作的斗争,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当父亲宣布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的消息时,全场代表沸腾。大家欢呼、拥抱长达20分钟,纷纷向中国代表团祝贺,两地会场情况互相传送。大会设立常设机构,也设立国际和平奖金。在大会常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约里奥?居里被选为主席,父亲与法捷耶夫等被选为副主席。随后于10月3日我国成立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父亲被选为主席,副主席为刘宁一、蔡畅、廖承志、沈雁冰、马寅初。  
  发言稿父亲亲自起草 坚持送审  
  历次组团中,1952年12月赴维也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宋庆龄、父亲为副团长;1955年6月父亲以世和会理事会副主席身份,茅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会,其余每次组团的团长均由父亲担任。父亲与我国参加和平工作的人士一起,争取一切机会开展人民外交,积极地与政府外交相配合,争取和平,团结朋友,反对战争。  
  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中国还没有站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能够用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讲台,让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周总理经常召集会议,对出发前的参会人员讲述外交形势、政策和任务。父亲的责任不轻。  
  在每次参加会议时,中国代表团的发言稿差不多都是父亲自己动手起草的。尽管代表团成员中专门安排了笔杆子,以准备各种稿件和材料。父亲还是要费神、费心地执笔。虽然周总理对父亲所写发言稿,说过:郭老的稿子我们不用看。但是父亲完稿后都要与团内核心成员讨论,并坚持送审。  
  父亲总是要把代表中国人民的声音讲好,讲得有力。据当年多次随团的工作人员回忆,父亲的讲话常常会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1949年第一次参加世和会期间,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的消息沸腾了大会;1950年出席第二届世和会时,针对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父亲讲话表示:和平不能等待,要争取,并表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决心,同时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8项纲领。会上居里主席起立与父亲热烈握手表示支持。  
  1952年12月与宋庆龄出席世和会时,宋庆龄团长讲了世界形势,人民有力量制止战争之后,父亲做了《停止现有战争》的发言。他讲到:“停止今天的战争,就能制止明天的战争”,也受到各国代表的热烈拥护。        特别是1954年5月,父亲在理事会特别会议开幕式任主席时,他就五年来保卫和平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任务做了讲话,并揭露美国总统杜勒斯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指出他们“掩耳盗铃”、“两面开弓”的诡计。最后父亲朗诵了一首诗:  
  五月的太阳在高唱着光明的颂歌,  
  万花万木都在欣欣向荣。  
  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  
  那就是为了和平!为了和平!  
  希望我们会议的成就,  
  能够获得像美满的五月一样的美满光荣。  
  和父亲一起参加过12次国际会议的朱子奇同志回忆:郭老的讲话,击中要害、文采飞扬,又生动幽默,轰动了西方舆论,被誉为“中国的精神原子弹!”对1958年7月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上父亲的讲话,赵朴老回忆道:“……受到欢迎,译文即发一扫而空,有代表未曾得到者,言得不到译文不愿离开斯德哥尔摩”。   
  飞机油快用尽 已通知乘客写遗书  
  当时,父亲在出访中曾多次遇到险情。  
  在1950年出访朝鲜时,火车一过鸭绿江大桥就遭美国飞机轰炸,父亲率大家走向荒山坡,一面听汇报,一面研究情况,晚上再乘火车前往平壤;访问中在大同江一个岛的防空洞前主持座谈,空袭一来便组织入洞,一直坚持工作。1952年从奥斯陆经斯德哥尔摩前往莫斯科。发生了意外情况,飞机油快用尽,在莫斯科上空降不下来。乘务员已通知乘客写遗书,引得随团人员很紧张。父亲却开玩笑地对一个年轻翻译说:“你这么年轻,不会死。”减轻大家的紧张情绪,后来飞机在就近的红军机场降落;1955年到新德里开会,从广州起飞,途中遇到雷雨区,飞机颠簸很厉害,大家都呕吐了。在仰光时天气转好,飞机要修整,缅甸政府铺红地毯迎接。一位代表团成员告诉我们说:“郭老在机内换了衬衫,不顾身体不适,接受缅甸方面的欢迎,到印度时已经天黑了。”  
  父亲频频出国时期的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常常火车、飞机并用,而且乘飞机也要落地用餐,往往单程赴北欧的行程要用去十多天时间。去日本没有飞机直航,只能乘船,从上海走往返六天。赴古巴要从南亚经欧洲,再往古巴,要用八天行程。在出访时往往晚上二、三点起床赶赴机场,遇天气变化,暂短休息后,又不辞辛苦地继续行程。妈妈时常凌晨四点多起床去机场送父亲,又在父亲完成任务后去机场迎父亲,父亲也常常惦念着妈妈和还没长大的我们。但是为了和平和友谊,人们说:只要让郭老参加的活动,他都尽力参加。  
  两个故事:中国丹顶鹤 乌鲁木齐失声  
  1955年12月,父亲重访离别18年的日本。  
  父亲访日时,重游了读过3年书的冈山。冈山友人向他提出一个请求。当地深受人们喜爱的丹顶鹤,在二次大战期间,全部饿死了。冈山友人希望父亲赠送两只中国东北地区的丹顶鹤在冈山落户。父亲结束访问回国以后,立即安排了此事。两只丹顶鹤送到冈山,并为此题写四句五言诗,手迹也被日本朋友镌刻在鹤鸣园的石壁上:“后乐园仍在,乌城不可寻。愿将丹顶鹤,作对立梅林。”丹顶鹤凝聚了中日两国和睦相处的祈祷与祝福。现在,生活在冈山后乐园的丹顶鹤与北海道的丹顶鹤交配,大概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丹顶鹤在当地已经成为日中友好的象征。有的食品店主还把糕点作成丹顶鹤的样子,或者干脆用父亲那四句记述丹顶鹤的诗句手迹,印在饼干和外包装纸上,非常精致。  
  在共和国处于非常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父亲也一直凭借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对他的信任,竭尽全力辅佐周总理,努力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更多的朋友了解中国。  
  1971年9月,父亲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政府、民族统一阵线代表团宾努亲王一行访问中国西北。10月初,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几天以后,父亲又受命作为中国特使,赴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2500年庆祝活动。父亲年轻时曾经翻译过波斯诗人俄默伽亚默的名著《鲁拜集》。如今,由《鲁拜集》的中文译者作为特使访问俄默伽亚默曾经生活过的国度,无论对于伊朗方面,还是对于父亲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是非常遗憾,父亲因为前一段行程过于劳累,又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时受了凉,动身时声音就有些嘶哑。当飞机在乌鲁木齐停留,准备转乘其他航线时,父亲的喉咙几乎发不出声音了。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决定改变原订计划,由驻巴基斯坦的张彤大使代替父亲前往伊朗;让父亲就地休息,然后返回北京。因为父亲这次在出访途中生病,周总理特别提醒外交部门,以后不要再安排70岁以上的领导人陪同外宾去长城等处游览,容易使老人过度疲劳。  
  三十余次出访 直到七十八岁  
  父亲在拥护和平的战线上勤奋、热情地工作。他于1949年3月,1950年11月,1951年2、4月,1952年3、6、12月,1953年3、4、6月,1954年5、6月,1955年1、4、6月,1957年6、12月,1958年7月,1959年4、5月二十次出席世和会的大会、理事会和理事会特别会议;曾两次到布拉格,三次到柏林,三次到维也纳,四次到斯德哥尔摩,还到了挪威的奥斯陆,芬兰的赫尔辛基,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印度的新德里和斯里兰卡(当时国名为锡兰)的科伦坡。许多次途经苏联,多次到莫斯科。  
  父亲与宋庆龄、李四光等倡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并电告居里主席。父亲出席亚太和会,他还两次去朝鲜(1950年、1958年),两次参加政府代表团:1953年父亲曾参加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吊唁斯大林逝世,1957年又参加毛泽东主席率团前往苏联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代表中方签署中苏两国科学合作协定。  
  1955年父亲率各界学者十人访日;1957年底赴埃及开罗参加亚非团结大会;1960年率人大代表团访问古巴;1961年8月访问印尼、缅甸;1964年访问越南……两次作为国家特使,于1970年78岁高龄分别参加尼泊尔王太子婚礼、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吊唁。  
  父亲30多次率团出访,按规定可以领取团长等相应的制装费,但是父亲一次也没领过,他尽量减少国家外事津费的开支。1952年父亲在克里姆林宫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十万卢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父亲全部捐了,用来给大机关(后来改为:对外友协),在机关院墙北侧建了一排灰砖平房。这排平房后来成为职工宿舍,许多干部住过,现在仍有许多干部还住着。每户门窗上的空调机、步道另一侧的一排绿树衬着几十年的变化,还是那么宁静、安恬。  
  在今天,争取和平的努力仍是那么重要,过去、现在、将来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人民需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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